山东白癜风医院 https://m-mip.39.net/disease/mip_9238381.html对奇迹的礼赞，对未知的忧虑，总是结伴而来。
年，一场持续至今的疫情加速了科技与社会的融合。所谓“数字化生存”从未如此深入而普遍，似乎已经远超尼葛洛庞蒂三十年前的预言。同样是在年，一场对“数字化生存”的深入思考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于数字科技的争议其实由来已久。但这一次，这种争议正在超出学术研究的范畴，以情理夹杂的形态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议论；不只是停留在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宏大叙事，而是渗透进看似琐碎、细微的生活与商业。
此情此景，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调负责任的数字化，让快速发展的数字科技能够更好改善人们的生活。那么，无论是在产品标准、企业行为的微观层面，还是在公共政策、社会认知的宏观层面，负责任的数字化如何实现？
1月9日腾讯研究院主办的腾讯科技向善暨数字未来大会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葛燄、腾讯用户研究与体验设计部总经理陈妍，在乐平基金会联合创始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出版人沈东曙的主持下，展开了一场讨论。
以下是圆桌对话的详细内容。
数字伦理与责任：
讨论正当时
沈东曙：大家好，很难得戴着口罩跟大家交流。非常高兴接受腾讯研究院的邀请来主持这场论坛，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数字责任”。关于“数字责任”，大家可以从认知、政策、平台和产业等不同方面讨论。
年我参加了很多讨论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数字责任的讨论，可以看出来存在不太一致的趋向：新兴市场国家和中国，讨论更多的是，怎样更好地用技术带来福祉；而在美国和西欧，更多是谈论技术带来的伦理冲突。所以，今天我想先请几位嘉宾来谈下，在认知的层面上，您对数字责任怎么看？
邓国胜：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数字化社会。数字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但确实也会带来数字责任的问题。我小时候看过的最震撼的一部电影，叫《未来世界》，就涉及到机器人伦理的议题：到底是人类主宰机器人，还是机器人统治人类？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数字伦理与数字责任问题。数字化的发展不仅意味着提高生产效率、增进人类福祉，也要确保数字化发展最终是服务于人类，而不是相反。
沈东曙：前一个月我还跟朋友讨论脑机接口的问题。他说，美国一家公司正把研究重心放到永生上面。怎么让人永生呢？过去的办法是不断给自己换“零件”，现在的办法是不用换“零件”了，而是换整体——把你的记忆摄取后换进去（新的身体）。这样以后你还是你吗？这会带来很多伦理上的讨论。
孙萍：沈老师和邓老师谈的都非常宏大，我从一个小的切面做一点延展。今年社会科学领域有一个火的词，affordable，就是可供性的意思。它在讲，技术或者技术与人相互交合的时候所产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以是一种赋权,也可以是一种去赋权。
说回数字产品的社会责任，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第一，这个数字产品设计的可供性，是不是正在创造一种社会化的、结构性的器皿？与此同时，它是不是在弥合社会的差异？第二,是数字产品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很多年轻人讲我们眼瞎了、颈椎不好、腰也不好……就是因为数字产品在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吸”走了我们太多的精力。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处理数字产品设计的可供性？是不是到了一个槛儿，我们真的不需要手机了，或者我们的APP又到了一个创新点？这是我想到的两个点。
负责任的产品设计：
服务每个人
沈东曙：谢谢孙萍老师的观点。刚才谈到的这些宏大叙事最终会在公司层面和产品层面体现。去年疫情期间，全球有两百多家大公司的CEO共同签署了一个向“利益相关者经济”转变的宣言。公司不再是单独对股东负责的公司，而是向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公司。这件事反映出，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行业正在迅速地平台化，平台公司正在迅速地头部化。这些头部公司就有非常强的外部性，甚至构成社会基础设施。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一些中国公司也越来越有自我意识。那么我们请腾讯基金会的秘书长葛燄来分享下她对数字责任、对技术与公益的关系的认识。
葛燄：我可能不像邓教授看得这么宏观。在腾讯工作这几年，我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信息产业的变化，感受到数字化给生活和社会带来的变化，感受到企业内部生长和爆发出来的科技向善的驱动。
数字化如何让生活更美好，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变革”（编者注：此处是指腾讯年9月30日宣布启动组织变革升级）后，在参与推动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我考虑的是，如何帮助传统产业在数字化时代更有效率地发展；在加入腾讯基金会后，我考虑更多的是，数字化给产业带来的能量，能否让社会的边缘人群也享受到。比如，疫情期间在线教育产业快速发展，能否让更偏远的乡村地区的孩子也能接触到好的教育内容，是否解决了教育不公平的问题？
这些感受也是很多是来自去年以来的疫情。疫情刚开始时，公司有好几百名志愿者自愿支持基金会的工作；最后，整个公司有上万名员工投入到科技战疫中，完全是以技术志愿者的方式投入，为战疫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比如大家熟悉的腾讯会议。基于这种经历，腾讯基金会打出“科技公益”的理念。我认为，这是一个企业、一个像腾讯这样的企业，应该去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是腾讯该做的事情。
沈东曙：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陈妍。作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企业部门的负责人，她从事的用户体验设计工作，与数字责任有什么关系呢？
陈妍：刚才我也听取了前面嘉宾的讨论。在前面的一场讨论中，网大为先生（腾讯首席探索官）有讲到，假如我们做技术的这些人，或者说我们的技术，没有和真实的需求和场景结合起来的话，那其实很难高效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怎样让技术更接地气，离用户更近一点。
谈到数字责任，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大家有亲身感受的案例。三年前，我们做“数字广东”项目。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要把政务服务数字化，让大家通过在线平台完成所有要办理的事务。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用户体验设计团队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大家可能认为，工程师都是在坐在电脑前编程、做设计，而我们则是项目组的所有同学都走到办事的地方、走到工地、走到学校，去访问频繁使用政务服务的市民，了解他们对政府办事的实际感受，有哪些觉得不方便的地方，然后才能知道产品开发过程中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第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过往我们做产品设计，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都讲究寻找目标用户，进而赢得你想要占领的市场。但是，我们做数字广东这种服务的过程中，就不是去寻找目标用户，而是提出“要为每一个人设计”——不是只为那些习惯使用互联网的人或者愿意花钱买服务的人服务，而是要为每一个人，包括中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文化程度不那么高的群体提供服务。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项目才算是成功。
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来看，到底怎样在日常工作中体现“数字责任”？最终，我们就有了一个思考：当你拥有技术和工具的时候，能不能够主动为你所要服务的人思考；而不是说，因为我掌握了资源，所以其他人要来适应我。这个主动的选择，就是数字责任的最好体现。这是我们前期在工作中的思考。
最近，我们也很希望把这些来自项目的思考和经验，推广到更多产品服务。所以，我们在探讨“数字责任指数”这样一个项目。尤其是在疫情以来，“数字鸿沟”等问题受到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