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两当知县秦武域
曹建国
秦武域,字紫峰，又字于镐，号福亭山人，山西省曲沃人，约生于雍正三年（）。乾隆二十五年（）举人，著有《闻见瓣香录·附西湖杂咏》四卷（一、二）、《笑竹集·薇郎集附》十卷。乾隆三十一年（）逢吏部拣选，秦武域以一等引见，于乾隆三十二年八月（）任两当县知县。乾隆版《两当县志·志人第三·职名·县令》：“秦武域：曲沃人，举人。”道光版《两当县新志·卷之七官师·国朝·两当县知县》：“秦武域:曲沃人，举人，乾隆三十二年（）八月任”。期间因囚犯越狱被罢，责成就地协同缉拿，乾隆三十九年（）方被赦另用，在两当县共五年时间。“一官悔自误，五载方得归”（以失囚在地方协缉五年）。[1]秦武域任职两当时，深具做官须为民做主的警醒意识，以关心黎民疾苦为己任，官声有口皆碑，名望极高，颇有政绩，也不乏文人情怀,有多篇为两当所作诗文传世。秦武域执政两当时的政绩，在清代地方官员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兴修水利，开永利渠，以防水患
“柳叶一湾迷灞岸，桃花三月认苏堤。”秦武域将城北门外“两当八景”之一的“窑渠柳浪”与长安灞桥和杭州西湖的苏堤比美,每年春天，风摆柳枝，水欢影动，成为古城一大景观。诗中吟唱的是窑沟渠,也叫永利渠，位于两当县城关镇香泉村庄旁边，以渠为界北面为香泉村，南面为城关村。永利渠源头在香泉寺以西的两山交汇处，由西至东。每逢秋夏，经常是暴雨成灾，给县城内和香泉村的百姓造成极大的损失，水患在乾隆年间最为严重。乾隆年间，朝廷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兴修水利，适值秦武域上任之时，两当水患尤为严重。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两当暴雨成灾，水冲入城区，坏文庙、伴池、街房、居舍。乾隆版《两当县志·志地第一·山川》记载：“永利渠：北一里。乾隆三十二年（年），知县秦武域因窑沟水发，民多被患，因相地捐修成渠。”道光版《两当县新志·卷之二·山川·景物·古迹·陵墓附》：“永利渠：北一里。乾隆三十二年，知县秦武域因窑沟水发，民多被患，遂相地捐修成渠，立有碑记。”《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两当》（光绪十五年版）：“城北有社稷坛、厉坛；北一里有永利渠，乾隆三十二年知县秦武域开浚以御水灾。”《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三、四》（光绪十五年版）：“乾隆三十年五月十二日，两当县暴雨，漂没人畜无数，水冲入城，坏文庙坊及泮池，居庐街房淹没无数。”张存恭、张存俭合编《两当乡土讲义·第二章·五·建设》
《新开永利渠记》(石碑现存香泉寺内)
（）：“永利渠在北门外，长凡里余，清乾隆时，知县秦武域集民经营，至今窑渠水患赖以屏障。”秦武域《新开永利渠记》
记述：“当夏秋际，猛雨时行，水辄肆奔，为田庐害，乾隆乙酉（）为甚。”从以上历史资料中可以了解到当时两当县城水灾之害，窑沟渠水患的严重。“余于丙戍（）来摄是邦，职当除害兴利，因步履其地，集二三父老而语之曰：“此方山围水澄，木欣花娟。若庐于斯、田于斯、聚族于斯，既安太平之福，复享林泉之美，乐可知已。且平畴云连，实嘉苗良。”而这一记述则是秦武域于乾隆三十一年()，在城北为根除水患而亲自查看地形，并与当地乡绅相商开挖渠道事宜，礼贤下士，陈述利弊，劝民集资，兴修水渠，历时一年，花费银两三十二万两，其中乡绅捐助十三万两，开挖水渠长米，宽4.5米，又在窑沟渠两边栽植杨柳成行，渠水灌溉土地40亩。防洪渠完工后秦武域亲自取名叫“永利渠”，并撰写碑文，刻于石碑上以示表彰。乾隆三十四年（），知县宋瓒请帑监修完固。《甘肃新通志·卷六十之职官志循吏中》（宣统元年（）版）：“秦武域，山西曲沃举人。乾隆三十二年任两当，初下车，周阅城垣，慨然有城已恶之欢，遂请款重修，人乐趋公，工将竣，而复调任，后任乐平举人宋瓒踵成之，县人为勒碑记其事。”《两当乡土讲义·第一章·七·山川》：“永利渠在城北，清乾隆时，知县秦武域沿渠筑堤，以防水患，两傍植以杨柳。春则鹅*长托，夏则雪浪兼天；不殊苏堤之晓景，何减壩岸之风光。此八景窑渠柳浪之名所由得也，今则此景已毁兵爨之下矣！”永利渠碑刻，现存香泉寺内，从碑文中可以看出修建永利渠给老百姓带来经济利益，也打造了一个宜居宜游的环境，而“窑渠柳浪”也由此成为“两当八景”之一。如今，“窑渠柳浪”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而永利渠至今仍在使用，充分体现了执政者对地方自然生态环境与开发人文景观重要性的认知，当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重视地方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