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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骧先生曾将《天龙八部》的主题定为“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这句话涵盖了经典悲剧观的两大因素：命运和性格。有了命运，就要承受冤孽，而冤孽又往往是性格使然。但笔者认为“冤”和“情”并不能涵盖悲剧中的一切。“冤”和“情”继续发展而形成了另一个合题：那便是——罪。
诚然，萧峰是一个古希腊式的悲剧英雄，在命运的冥冥之力下无所逃于天地。他品格高贵却又无端蒙冤，性格坚强却屡陷绝境。他的契丹人的身份就像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王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语，解救了忒拜城，但在忒拜城的大瘟疫时发现了自己就是本来被遗弃的忒拜王子，而自己归国伊始便犯下了弑父娶母的罪，忒拜的瘟疫竟然乃是为了惩罚他自己。俄狄浦斯知道了自己身世后刺瞎了双眼，离开了忒拜。而萧峰的洗冤之路又俨然像是苦役的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是宙斯的儿子，但因为生母被赫拉嫉妒，而被迫将他遗弃人间。赫拉克勒斯服从了命运的安排，为比他低微却做了国王的欧律斯透斯完成了十二件苦役。后来被看中了其妻子的半人马喀戎所害，结束了英雄的一生。萧峰也和古希腊的英雄一样，他的冤孽并不是因为他的过错，但被抛到生存漩涡里的萧峰仍然没有逃避，萧峰一辈子都在为这本不需要他负责的冤孽负责，为了证成自己的清白而死磕不止，直至最后终结了生命。他让命运证成了自己的英雄。命运给予了萧峰英雄性的开端，而萧峰则凭着自己的意志将命运的安排变成了自己的作品。
但萧峰扛住了命运，却没有扛住他的罪。“无辜负疚”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概念：承负着亏欠的个体即便是在道德上无罪，也难免罪的纠缠。萧峰的契丹人身份，在辽宋对峙的语境下就是一桩原罪，在民族、国家与个体的多重纠缠中无辜负疚。萧峰与命运的抗争之路，也是对罪孽的救赎之路。原本价值中立的出身，在与世俗价值的遭遇中却必须接受它的审判和审视，“生成的无辜”（尼采语）却如同红字一般，成了罪的烙印。《天龙八部》作为罪的悲剧的第一种含义，就是非道德的自然生命在与文明社会的遭遇中必然要接受各种世俗道德的检视，这种“看与被看”的关系本来就是一种审判的关系。而契丹的生恩与大宋的养恩，在萧峰这里竟成了仇雠。萧峰身份的悖谬却恰恰让其无法做出忠实于内心的选择，选择任何一边都是对另一边的不公正，善善之间的艰难抉择使得罪无从逃逸。“不是高贵者选择了负罪，而是罪落在了高贵者身上。”（刘小枫《舍勒论在体、身体、负罪之在和信仰之在》）善善之间的无所适从，这便是“罪的悲剧”的第二层含义。
当然，作为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罪不仅是无端背负的，而有时候更是自己亲手种下的。聚贤庄的大开杀戒，并不能归咎于命运。即便不是萧峰的性情常态，或许也可以归结于萧峰作为契丹人的野蛮基因。而“罪”的极无疑致便是误杀阿朱。萧峰这种天性纯良的人，也会自由地犯罪。无人不冤的同时，也是无人不罪。罪根植于我们，就像《罗马书》中所说的“根植于我们的身体”。只要是此世的肉身而非彼岸的灵知，就无可避免地要被罪所裹挟。萧峰对阿紫的好，似乎可以看作是一种赎罪。而在金庸小说中屡次出现并在《天龙》中登峰造极的丐帮，不知道是否也是赎罪的隐喻？“丐帮”的概念让人联想到俄国的十二月*，那是一群”忏悔的贵族”，但最可敬的还是萧峰背着契丹人的身份做了南面大王。无辜负疚者不是去逃避罪，摆脱罪，而是肩起罪的匣门走完自己的赎罪使命。萧峰最后在两国交战之前的自戕，就是萧峰式的生存论悖谬的登峰造极。在善与善之间，舍弃任何一个都不公正，也即是犯罪。所以，萧峰的殉义，既是对命运的最后一击，更是向罪的杀身献祭。
“罪”常常并不是自己犯下的过错，而是求仁而不得仁的终究意难平，以及“世间安得双全法”的欠负感，因而，“罪”与“冤”一样，并非我们自己的选择，但我们却必须肩起罪的重担而为之负责。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自己的罪，只有高贵的灵魂才敢于窥探这生存的深渊，凝视生命的欠负，也只有人饥而己饥之的广阔心襟才会感到别人的不幸都与己相关。追求正义的人，不是以正义自居，而是自愿担荷起人类的罪，将一切不幸都扛在自己身上。萧峰的深刻之处就在于窥见了罪的不可逃避。唯有追求无限的人才能认识到人性的有限，也唯有敢于担当的人才愿意将一切不幸都看作是与己有关。无辜负疚不是自我作践，而是在追求无限中对自身有限性的深刻体认。“罪”与“冤”在《天龙八部》里互文见义，共同演绎出一段存在的悲歌。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是宗教感最强的一部小说。当然，佛对“冤”和“罪”开出的方子是解脱，而萧峰却俨然圣徒和疯僧一般，一生只为那一个“无辜的生成”（尼采语）而不断地负重，负重，直至倒下。在佛光普照的三千世界，萧峰是孤独的。
（二）“恶是自由的代价”
段正淳的悲剧则是自由意志的悲剧。可以说，《天龙八部》里的一切冤孽，都可以算在段正淳的头上。段正淳犯下的恶，绝不亚于马夫人对萧峰的陷害。”天下第一恶人“，不是段延庆，而是段正淳。
但吊诡而荒诞的是，段正淳造下如许之恶，但他的性情却俨然是一个天使。《天龙八部》里，除了傻小子段誉和娘娘腔虚竹，性格最好的就算是这个段正淳了：温润、善良、有趣、潇洒，难怪世间女子纷纷为之投怀送抱。为什么一个性情如此可爱的人会犯下如此深重的罪恶？美好如大理国的云的天性为何不能保证善果的修成？或许答案就在于奥古斯丁所认为的，罪恶的根源不是性情，而是人的自由意志。人性并非邪恶，只是因为人有了自由意志，才能自由地造恶。没有价值之承重的自由，便堕入了生命的不能承受之轻。德国学者萨弗兰斯基在《恶——自由的戏剧》一书中说“恶是自由的代价。”的确，自由意志不是恶，它只是欠缺。它包容了人的激情、欲望和疯狂，包容了恶的因子。“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而行。”由虚无而来的自由，必将以虚无告终。自由，常常意味着没有方向，然后是昆德拉式的眩晕，段正淳式的有情皆孽。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是一笔自由得发昏的糊涂帐。
段正淳没有忏悔，甚至连后悔也没有。他过分纯良的天性使他无法认清人性和人世的深渊，一切罪孽在爱的名义之下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辩护。就像宙斯一样，虽然劣迹斑斑，可依然是宇宙间最高贵的神。或许，基督的出现就是为了救赎古希腊世界的种种冤孽的。
（三）弱者的名字不是女人
阿朱和马夫人则代表了女性身上的两个极端：牺牲与复仇。这两个极端分别连着爱和恨——当然，一切恨都是由爱而生。阿朱爱萧峰，但也爱这个世界。她不愿意让萧峰与生父结仇，不愿意让仇恨摧毁了自己的爱的世界，于是挺身而出，冤死在萧峰掌下。而马夫人不仅敢爱，而且敢恨，并且敢将恨付诸行动，这已非凡人能为，更何况一个弱女子。
有的悲剧源于亏欠。亏欠的悲剧性在于无论是何等强度的爱和责任都无法弥补。“爱比恨更难宽恕”是一种亏欠，“塞上牛羊空许约”是另一种亏欠。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提出了“绝对他者”的概念。而亏欠正是产生于他者的绝对性，产生于那个他或她对于“我”的过于沉重的分量。如果他或她只是擦肩而过的路人而不是一个嵌入了自己的生命，因而同呼吸共命运并且需要认真对待的绝对的主体，那就无所谓亏欠。从抽象的意义上讲，两性之间由于对对方的绝对依赖，因而互为“绝对他者”的双方必然产生亏欠。而从具体的角度讲，男性对女性的亏欠显然更多。在男权社会，女性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就需要比男性更多的努力甚至不惜以极端的方式，比如阿朱的牺牲，或是马夫人的复仇。女人不是弱者，只是被亏欠的人。正如男性也并非天然的强者，他们对女人的亏欠本来就是造物的亏欠。而男人，要么加倍偿还，要么继续欠着。
（附阿紫）阿紫是环境的牺牲品和复仇者。她被遗弃的身世让她对这个世界充满敌意。但无奈的是她连应该向谁复仇都不知道，有些像鲁迅先生说的“无物之阵”。她的仇恨和不平只能通过一系列的看似无可解的破坏行为来实现，就像鲁迅说的“只是玩玩”，而不是像马夫人一样，看准了然后下手。当然，和马夫人不同，马夫人有自己的寄托，她认为自己的美受到了轻蔑和玩弄，她的复仇有一种超越性，而阿紫的复仇则完全是消极的。虽然如此，作为复仇者，她们都同样可敬。 (四）美的绝境
马夫人的悲剧则在于她对美的期望太高。美是她的唯一真实和寄托。她认为仅仅凭借美就可以征服男人、留住男人，但结果既没有征服，也没有留住，她的一切变态心理，都源于对自身的美的深深绝望。而最终的死，也是因为自己的美受到玷污，她的人生支柱轰然倒塌，于是也没有活在世上的理由。
马夫人的形象或许来源于王尔德的《莎乐美》。莎乐美是古希律王的女儿。一次宴会中看到施洗约翰，内心涌起了骚动，只想让约翰吻她。但约翰却不为所动。希律王让莎乐美跳七纱舞，并答应莎乐美愿意满足她任何要求。莎乐美舞罢便说，她想要约翰的头。希律王只好执行。莎乐美吻着约翰被砍下的头说：我终于吻到你了。在马夫人和莎乐美身上体现了美的绝境。美关乎肉体，因而往往唤起人的罪感，而在这个太道德的世界，美注定不入道德君子们的法眼。对于美来说，只有脱离善的约束，美才能将自己发挥到极致，但没有善的监护，美又注定要被放逐，被审判。黑格尔说，悲剧性在于价值之间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在本雅明那里被称作“分裂”。的确，美与善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分裂。马夫人要么被萧峰所代表的善所无视，要么便被不善者如段正淳之流所玩弄。美从来没有在善的世界里得到自己应得的地位。马夫人后来不惜以犯罪宣泄自己的不忿，或许可以看作是为自己的美复仇。就像《月亮与六便士》里的斯特里克兰德，为了自己的画而不惜践踏道德以至于把人逼死。他们为了美而不惜牺牲善，结果也成了美的牺牲品。
（五）“倒霉的我”们
段誉、虚竹、游坦之都是哈姆雷特。他们的一个共同点便是：他们简单而柔弱的心灵无法理解这个过分复杂的世界，更无力承担。
段誉是一个公子，衣食无忧，遗传了乃父的好性格，是个老好人；虚竹吃斋念佛，无可无不可，帝力何有于我哉；至于游坦之，我不知道他本来如何，只从他狂吻阿紫的脚，看出了他也不过如此。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纯良最朴素的一群，或者说，他们都是实打实的普通人。但是，命运将他们抛到了这个险象环生的世界，让他们必须去遭遇和承负这个世界的种种恶和荒谬，这个世界一次又一次地挑战他们的认知底线和行动底线。他们性情的“超稳定结构”不住地与外界相轫相磨，让他们一个个地濒临分裂：段誉爱上了千千万万的女孩，结果一个二个都和他近亲；虚竹怯懦畏缩，却被逼犯戒然后又惨见父母之死；游坦之只是个发情的主，却突然背负了哈姆雷特式的深仇大恨：“倒霉的我偏要承担重整乾坤的责任”（《哈姆雷特》），而他又偏偏连哈姆雷特都不如。哈姆雷特是行动的矮子，而游坦之干脆就不行动，只受虐。
他们诚然无法像萧峰式的古希腊悲剧一样给人以震撼，但却同样让人思考：面对这永远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的世界，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我们是否能拿出勇气来承担这个世界的恶和荒谬？我们是否强大到足够与之周旋而又不被同化？是的，即便不能担负和改变，至少也不要被同化，这点段誉们倒是做到了。（六）不是悲剧，是苦剧段誉、虚竹、游坦之是三段渐强的变奏曲。游坦之是其中的高潮。他们都从单纯的世界被无端地带入人世的漩涡中，但游坦之走得更远。他的天性是纯净的，但恰恰是这一纯净的天性使得他无力完成自身的使命，而成为一个负罪的多余人。他注定要恨，却只能将恨对准自己，他不得不爱，但却注定不能享受爱，而只能以苦行来报复这不应存在的爱。游坦之没有自我意识，他的一切都只是惯性和律令使然。他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却无端背负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确，游坦之担负得太多了，而负重的人，如果不是被重压压垮，就是把负重当成乐事，如弗洛伊德说的：“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做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因为没有自我意识，便只能被苦难所同化，像背着双峰的骆驼。如果说段誉和虚竹都抱得美人归好人有好报，那游坦之这样的好人兼苦人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得到的，只是一个铁头，那是生存的烙印。悲剧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领受，但苦剧，则人人都有。
（七）善的脆弱性
段延庆和慕容复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但他们也并非是天生的恶人，他们只是被恶所吞噬的无辜者。
段延庆作为大理段氏的一员，DNA里自然不可能没有那一份优良的遗传：温和、阳光、善良。只是命运让恶选择了他，同化了他；慕容复一直都与那秀美明净的江南联系在一起，所谓“山川养育”是也。但一个“复”字就如老哈姆雷特的鬼魂，让他不得不选择恶。一个是被恶选择，一个是选择恶，天性的作用是如此的微弱。
善恶是有条件的。正是善恶要受各种条件的约束，所以价值本身就是不是自足的，而是亏欠的。孟夫子说过“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美国女伦理学家纳斯鲍姆在她的《善的脆弱性》一书里，也说过善虽然是自足的，天生的，但也要受外力的影响，比如环境、经历等等，所以是脆弱的。段延庆如果顺利做了大理皇帝，想必也会和段正淳一样妻妾成群并且乐只君子，而慕容复假如没有名字里的那个“复”字，或许被抓去沤花肥的也等不到段誉了。谁也说不清楚。俄狄浦斯在知道自己的身份后痛哭道“不要在进棺材之前说你自己是幸福的。”同样，对于自己的诸如美德善心之类的，也最好耐心地等等。有时候，善恶只在机缘一念间。（八）乌托邦的乡愁慕容复是一个故国王孙。他从出生之日始就被课以了复仇重任。诚然，慕容这个古老的姓氏，让他永远疏离于脚下这片土地。他的国仇家恨让他永远不可能对大宋产生认同感。只有大燕才是他的故乡。而要回到故乡，只有“打回老家去”。但慕容复毕竟不是亡国的亲历者，不是屈辱的见证人。他的仇恨不是生身性的，反而更像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与其说大燕是光复的，目标，不如说只是一个神话构建的心灵家园，是“自制的海图”（林贤治语）中的一个孤岛。就像希腊神话里彭透斯眼中的雅典，在日光下显示着两重景象。与其说慕容复是为千里江山亿万臣民而战，不如说只是为了自己的一份认同感，为了安置自己的王孙身份。审美性的乡愁和历史性的复国，其间的纠结和悖谬也只有慕容氏自己知道。但历史并不遵循审美原则，甚至也不遵循至善原则，历史自有其原则。要让诗性的情结进入历史、主导历史，让诗的哲学代替现实的哲学，这无疑只能在理想中实现。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虚妄而固执，这就是慕容复的孤独和高贵。如果说萧峰的底色是悲壮，那么慕容复则是苍凉。萧峰是高飞的鸷鸟，慕容复则是啼血的冤禽。慕容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注定要发疯。
《天龙八部》是一个原始蛮力的荒原，又是天理人心的舞台。《天龙八部》是野性与德性的临界点，是善恶的此岸和彼岸。我们看到了真的横肆，善的挣扎和美的毁灭。每个人或者无缘无故地活，或者莫名其妙地死。每个人都在超善恶地发狂，又不得不接受善恶的审判和淬炼。人类自身已无法克服自己造下的冤孽，少林寺之大也容不下人类的苦难。求解脱仍然太局促太自私，只有救赎才能担得起如许沉重。而救赎遥遥无期，能做的只有等待。
写在最后：据说金庸先生写《天龙八部》有一段有趣的经历：金庸先生本来早已开始了他的“消解崇高”的计划，把《天龙八部》写成一部反武侠的作品，并且让段誉这个娘娘腔做主人公。但写到萧峰的时候却突然被这个人物的人格魅力震住了，手头的笔也被萧峰带着走，英雄萧峰一跃而成为了书中的主人公，而反武侠的计划只能留在后面的作品比如《鹿鼎记》来完成。这段趣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或许，有一些真、善、美的东西，是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的。你可以在经历了时间的打磨和世事的摧折后怀疑它、遗忘它，但即便如此，在与之偶然相遇时，你仍然要不由自主地凝眸仰视。
（写于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