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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记原创发布于正观新闻正观号。未经许可，禁止转载。郑大老校区北边的金水河畔，有一座子产祠。
在日益繁华的都市，这是一个清冷的所在：没有孔庙的庄严肃穆、古柏森森，没有武侯祠的飞檐雕瞢、碑刻如林，甚至远不如嵩山深处的一些寺庙，气势恢弘、游客如织。
但是，每当我流连于此，望着“古之遗爱”四个大字和有些破败的“古鼎新翳”，总会感到一种别样的温暖。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在郑州这块土地上，我们有着这样一位先祖。他不仅在“礼崩乐坏”的乱世春秋给郑国人民带来了一个“万物生光辉”的时代，直至今天，他执政为民的思想、他砥柱中流的风范、他穿越历史的智慧，还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子产，不仅是郑州人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的一道文明之光。
撰文
陈国振
01/
春秋第一人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是后人对孔子的评价。
子产，却是孔子的榜样。
《史记·郑世家》记载：孔子到郑国的时候，“与子产如兄弟云”；在听到子产去世的消息时，他流着眼泪说，“古之遗爱也！”
“古之遗爱也”，这五个字，读起来、写起来，很简单，但它传达的是孔子对子产的由衷赞美与景仰。
孔子晚年哀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就是回到“文王周公”那个圣明时代，回到那个“仁义礼智信”像阳光雨露滋润人们的时代。
但是，春秋时候的君主们，要么热衷争霸、要么迷恋女色，只会让他一生坎坷、郁郁不得志。
他带领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理想无处安放，还遭到了无情的围困和嘲笑。
“知其不可而为之”，现实的坎坷也雕琢了这位圣人的固执倔强。在被围陈蔡时，他和弟子们饿得都快站不起来了，他却依旧能够“弦歌不绝”；在匡地，他以传承文明为己任，蔑视一切世俗的力量：“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上天不让文王周公制定的周礼断绝，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就是这样一位圣人，听到子产去世的消息后，流泪了，把子产称为“古之遗爱”。
这样的评价，实际上，就是把子产和自己的前代偶像放在了一起，盛赞子产“把理想照进了现实”，给黑暗现实带来了光，带来了希望。
当然也为后世带来了光，带来了希望。
孔子在教育弟子时，从不吝惜把最好的赞美送给子产。
他对学生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诚君子也”（子产的君子行为表现为四个方面：自我要求严格谦逊，侍奉国君和长者恭敬尽心，爱护百姓能给他们带来恩惠，管理百姓合情合理。是真君子啊。《论语·子罕》），又说子产“惠人也”（《论语·宪问》），又说“是以为国基也”（《孔子家语》），“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
细心一点，还会发现这些评价都带着一个表达深沉情感的叹词——“也”。
和子产同时的还有两大名人：季札和晏婴。
季札，吴国的公子（公子是对当时诸侯国国君儿子的专称，公孙则是对国君孙子及后代的专称），当时就有人把他和孔子相提并论，有“南季北孔”之说。
这位吴国公子，曾经三让国君之位：他的父亲要把王位传给他，他拒绝了；他的两位哥哥也先后要把王位传给他，他又拒绝了。
没想到的是，这位“南方第一圣人”一到郑国，“见子产如旧交”（《史记·郑世家》），“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并且预言子产一定会执政，要子产执政“必以礼”。
更值得玩味的是：当时的郑国，内乱不止，在楚晋两大国的夹缝中艰难求生存，季札劝子产在这里执政。
而那时吴国正日益强盛，全吴国君民都盼望着他成为国君，他却跑到山里“躬耕陇亩”了。
这样鲜明的对比，也许只有一个解释：季札这个历史上罕见的预言家，一见子产，便被他的气度所折服！意识到自己身上可能缺少子产一样的领袖风范。
晏婴，《晏子春秋》的传主，辅佐了三代齐王的名相。“两桃杀三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橘生淮北则为枳”等故事，小学生都知道。
也正是这个晏婴，在齐景公准备任用孔子的时候，几句话，就断送了孔子在齐国的前程。
子产的支持者——郑国的前执政子皮，去齐国迎亲。晏子一听，马上就放下了眼前的工作，去会见子皮。
一个叫陈桓子的人很不解，晏子说：“他能够选用子产这样的善人，就是能为百姓着想的执政者。我们难道不应该立刻向他请教吗？”
怒怼孔子，却对一个选用了子产的人如此谦恭，子产该是多么令人神往啊。
晏子对子产的评价是：“善人。”现在我们把很多词语都玩坏了，连“善人”一词都带上了一丝讽刺老实人甚至骂人虚伪的色彩，而当时，这个词是“尽善尽美”的意思。
至于子产后来的“粉丝”，真是列举起来都累，有左丘明、列子、韩非子、王充、杜预、韩愈、王安石、苏轼兄弟……
清人王源说：“《左传》记载各国名卿的言行有很多，但没有像记录子产言行这样详细的。子产是春秋时代的第一人，也是左丘明心服的第一人。”
甚至还有人认为：诸葛亮可以自比管仲乐毅，但不敢自比子产。
主张“文以载道”、一身硬骨、好为人师、皇帝都敢怼的韩愈，在《子产不毁乡校颂》一文里感叹：“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他把子产当成了后世执政者的模范，表达了对子产没能在更大舞台上施展才华的遗憾。
而我则遗憾，我们有着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先祖，却对他了解太少。
02/
惠主
孔子评价子产，用得最多的是一个“惠”字，甚至直接称他为“惠人”“惠主”（“夫子产于民为惠主，于学为博物”《孔子家语》）。
南朝经学家皇侃的注释是：“言子产之德于民，不吝家资，拯救于民，甚有恩惠，故云惠人也。”翻译一下，就是说子产公而忘家、舍己为民，就像一个救世主，给人民带来了大恩惠。
“惠”字，也是后人送给子产的一个标签。
子产执政主要有四项措施：封田洫，作丘赋，铸刑鼎，任贤能（也有人认为是“不毁乡校”）。后人没有把它们客观地概括为“四政”“四策”“四纲”“四维”什么的，而是用了一个很温暖的名字：“四惠”。
这真是一种古朴而绚烂的赞美。
就从“铸刑鼎”说起。
子产去世前，对子大叔（游吉）说：“我死以后，您一定主政。只有道德高尚的人能够用宽厚的政策让民众服从，其次没有比刚猛更有效的了。比如熊熊烈火，大家看见就害怕，很少有人死在火中。水性柔弱，民众喜欢亲近并在其中嬉戏，就有很多人死在了水中。所以宽大的政策执行起来太难了。”
子产去世以后，大叔执政，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听从子产的话，而施行了宽柔政策。郑国因此出现了很多盗贼，他们出没于林木茂盛的沼泽中干坏事。
大叔后悔了，说：“我要是早点听从夫子（子产）的话，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只好发兵去攻打这些盗贼，将他们全部杀死了，盗贼才稍稍得到平息。（《左传》）
这个故事至少透露出了两点信息：子产能以德执政，他的后继者不能；子产能用法律“治未病”，他的后继者杀了很多人，也不能根除后患。
到了今天，对于子产“铸刑书”，我们常常颂扬它是政法史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意义，却忽视了这一措施闪现的人性光辉——“治未病”。
什么是“治未病”呢？
《史记》里记载了一则关于扁鹊的故事。
魏文侯问扁鹊：“你们兄弟三人中谁的医术最高？”扁鹊说：“我大哥最厉害，其次是我二哥，我最差。”
魏文侯觉得很奇怪：“神医，你咋能这样贬低自己呢？”扁鹊说：“我大哥给人看病，只看看人家的神色，在病没有形成的时候，就把病根除了；但大家都认为我大哥沽名钓誉，是骗子，我大哥的名声连家门都出不去。我二哥给人看病，在病症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把人治好了；大家都认为我二哥只会治小毛病，他的名声连巷子都出不去。而我既不能像大哥那样单从神色就判断出病症，又不能跟二哥那样从小毛病治起。我只能在病人病得很重时才看出病症来，用针刺破血脉，给病人开以毒攻毒的猛药，或者割破皮肤进行治疗，但是我的名声却连诸侯都知道。”
扁鹊所说的现象今天还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人常常要嘲笑“大道无形，大爱无声”是一个伪命题，甚至他们嘴巴上也常自夸“霹雳手段，菩萨心肠”，但他们也许一生都弄不明白，“治未病”，无论是用来治病还是治国，永远都是中国传统最了不起的智慧，也是执政者给予人民的最大恩德——新中国成立时，以雷霆手段打击“黄赌毒”，避免了多少家庭悲剧啊。
更重要的是，在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以前，所谓的法律，不过是权贵藏在自己袖子里的一根鞭子、一条绳索，他们可以随意拿出来、随意“弯曲”，甚至打着“礼”的旗号巧取豪夺，草菅人命。
当子产把刑法公布在“阳光”之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警告那些爱玩特权的人：别装神弄鬼了，朗朗乾坤，光天化日，大家都看着呢！
公开，常常是公正公平的前提。
有人喜欢道听途说、凭着一篇碎片化的文章就妄议古人。说孔子定位子产为“惠”，而不称子产为“仁”，是孔子认为子产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不知他是对孔子说过的“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视而不见呢，还是他不懂双重否定表肯定！
现在网上似乎还有一种共识，说孔子对子产“铸刑书”持一种批评态度。
史料记载的是，二十多年过后，晋国模仿子产“铸刑书”，遭到了孔子的激烈批评。史料中没见孔子对子产“铸刑书”的否定。
相反，孔子在听到子产对子大叔说的一番话后，整整引用了十四句《诗经》中的诗，发表了一通比这个故事还长的评论。
中心句是：“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大意是说，政策的宽大和法律的严厉是相辅相成的，能把二者调和得恰到好处，给社会带来一片祥和之气，大概只有子产做到了吧。（《左传》）
评价一种行为，不应该离开当时的“语境”。
子产“铸刑书”是为了“救世”，晋国“铸刑书”是为了“弄权”（后来就发生了“赵韩魏三家分晋”的事，揭开了战国的序幕）。
同样的事，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去做，便有天壤之别。圣人的思想和言行，自然远超常人的认知！
关于这一点，孔子最聪明也是最有“出息”的弟子——子贡说得更具体。
鲁国的臧孙要施行猛政，子贡认为他水平不够，说：“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子产作郑国相的事吗？推举、提拔贤能的人，压制邪恶，褒扬善行；对有雄才大略的人，不追究他的短处；对有很高道德修养的人，不责备他的小毛病。家家富裕，人人充足，监狱都空了。
子产去世后，国人们都伤心捶胸，痛哭流涕，三个月里听不到吹竽弹琴之类的声音。他活着的时候，受到人们的尊敬；他去世了，人们悲痛万分！”（刘向《新序》）
子贡的意思是，子产是用法律治国了，但他的目的不是“抓辫子”“打棍子”，而是为了“压制邪恶，褒扬善行”。
他运用法律的结果是：“家给人足，囹圄空虚。”——这不是和周文王“画地为牢，刻木为吏，治政恤民，囹圄皆空”异曲同工吗？人和人是不同的！没有圣贤的仁德和智慧——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格局和境界，就不要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了，那样只会弄巧成拙、贻笑大方！
我们再把子产“铸刑鼎”这件事放在历史的大空间来看。
我国历史上有很多改革家，因为触及了权贵们的既得利益，结局令人心酸：吴起被乱箭射死，商鞅被五马分尸，王安石被丑化，张居正被掘坟……
为什么子产作为先行者，成了榜样，他的后继者却适得其反呢？
明朝进士包裕在拜谒子产祠时写过一首诗：“当时豪杰事纵横，独有先贤治尚平。四善见称君子道，一宽无愧惠人名。济人渡口苔空合，听政堂前月自明。按部今从祠下过，高山仰止不胜情。”
“独有”一词，真是用的石破天惊。它揭示了一个事实：后来的“纵横家”们变法，大多是为了满足国君们“富国强兵”“成就霸业”的愿望，顺便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
而子产，作为一名“公孙”（郑穆公的孙子），在完全有条件“躺平”的情况下，却践行着“仁者爱人”的良知，把国家的安宁、把“惠人”放在了第一位！
《左传》中还记载了一件小事。
郑国大夫徐吾犯的妹妹长得特别漂亮，郑穆公的一个孙子公孙楚已经下了聘礼，另一个孙子公孙黑又强行送了彩礼。徐吾犯很为难，就去请教子产，子产说了四个字，“唯所欲与”。意思是，别管那么多，只需要看你妹妹喜欢谁就行了。
这就是伟大的政治家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在那样一个时代，子产没有考虑现在影视剧热衷的“宫什么斗”“和什么亲”的小把戏，而是表达了对一个弱女子的尊重和怜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
子产曾对晋国的执政者韩宣子说过一句话：“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当官一定要有仁爱之心，别忘了老百姓养活当官的“初心”。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是《左传》中多次引用的《尚书》的一句话。
现在我们还在追求“不忘初心”、“执政为民”、“以法治国”，这种信仰，无论到了何时，都应该是一种最先进、最能体现人类文明的思想。
03/
国基
我们的汉字很丰富，也很形象，对那些支撑国家大局的人都能给予一种很恰当定位，比如“国之栋梁”“上柱国”“廊庙之器”“中流砥柱”等等。
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第一个举起了抵抗的大旗。他一生忠烈，满门忠烈，就获得过“上柱国”的美名。
但“国基”这一名称，在孔子送给子产以后，好像后人也回避了。
“国基”，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没有他，国家这座大厦也将成为一堆废墟。“国基”，应该是对一个执政者的最高评价。有人把“国基”一词翻译成“柱石”，应该是不太清楚子产对郑国所起的作用。
担当得起这样的称号，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内能安国，外能御侮。
当时郑国国内的情况怎么样呢？
中华词库里有三个词语：“食指”“食指大动”“染指”。这三个词语源于郑国一个很搞笑的故事。
楚人送给了郑灵公一只团鱼，也就是一只大鳖。
公子子宋和子家一起去见郑灵公的时候，子宋的一根指头（那时还不叫食指）忽然动了一下，他就对子家说，以往每遇到这个手指动，一定会尝到奇异的美味。
他们到郑灵公家里的时候，正好看到厨师在宰杀这只大鳖，不禁相视一笑。郑灵公很好奇，通过子家知道真相后，在分食鳖汤的时候，就故意不分给子宋吃。
子宋觉得太伤自尊了，伸出手指就在鳖汤里“染”了一下。灵公很生气，子宋很恼火。很快，子宋就挟持子家把郑灵公给“弑”了。
国君可以“弑”，其他人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杀呢。
子产在执政前，就经历过又一个国君（郑僖公）被“弑”，三任执政者被杀。他的父亲大司空子国，也是被作乱者杀掉的。子产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乱局。
事实上子产也不止一次遭遇过生命威胁。
子产实行的第一项改革措施是“为田洫”。
“为田洫”，就是在田地四周挖些小水沟。表面意思很单纯，挖些水沟便于灌溉，但深层的意义却是划定边界，限制那些“豪门”——主要是郑穆公的儿孙们——任意霸占农民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地，承认一些农民拥有土地私有权。并用什伍之法对他们进行编制，避免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糊涂帐。
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权贵们的利益，又让他们没“面子”。
实施之初，都城新郑就流行起了一首歌：“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计算着我的家产收税，丈量着我的田地收税。谁要杀死子产呀，我要和你一起去）
子产实施的第二项措施是“作丘赋”。
当时诸侯国的土地政策基本上是“克隆”了周天子的“井田制”，中间的“口”属于天子，称“国”，四周则分封给了诸侯（也就是各个获得爵位的人），称为“野”。
子产“作丘赋”，就是率先打破“国”与“野”的分界，让“野”地上的人也要交军赋，也可以代表国家作“甲士”。
这实际上是提高了奴隶的地位，承认了他们也是国家的一员，而不只是某些人的私有财产。（中国古代的甲士和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一样，不是谁都有资格做的）
且不说子产的这种措施是不是商鞅变法的“样本”，只从提高奴隶或者平民的地位、给予他们改变命运机会的角度讲，子产的这种措施同样有着“划时代”意义。
当然，这样的措施，又招来了更恶毒的咒骂：“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他的父亲（被杀）死在路上，他自己还要做蝎子的尾巴，他在国家发布这些法令，我们应该怎样收拾他？——也有人翻译成‘国家将到哪里去？’）
有人把这些话告诉了子产。
子产说了一段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话：“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人言！’吾不迁矣！”（“如果对国家有好处，（我的）生死都由它去吧。……《诗经》上说：‘礼仪和道义没有过失，为什么担忧别人议论？’我不会改变”）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我们的一位总理曾引用过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总理取法的应该是贤相子产。因为当时的相，相当于现在的总理。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都在进行改革。
值得庆幸的是，子产太优秀了。连那些被物质利益蒙蔽了智商的贵族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子产，郑国可能将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也让子产得以在郑国执政二十六年，实现了郑国的中兴。
韩非子和司马迁都记述了子产给郑国带来的变化。韩非子从法家治国的角度说：“子产为政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桃枣荫于街者莫有援也。锥刀遗道，三日可返。”
司马迁则记录了郑国人的心声：“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而死乎，民将安归？”
“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是什么意思呢？翻译一下，就是说郑国的汉子们都张大了嘴巴，放声大哭，哭得忘掉了自我形象；而老头儿们，可能他们的胡子都白了，他们的牙齿都掉光了，哭得却像一群小孩儿般迷茫无助。
司马迁记录的唯一不足是，他没有把当时流传于郑国的一首民歌完整写下来，那首民歌是：“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其谁嗣之。”
“我有子弟，全靠子产来教导；我有田地，全靠子产来增收。如果子产不在了，还有哪个来代替？”
后世的执政者有几人达到了这个高度呢？
再看当时的“国际”情况。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戏”掉了自己的生命以后，周天子的尊严和权力便碎了一地，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傀儡。那些有实力的大国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取而代之，但一个个玩起了“黑社会”，整天想着依靠“拳头”当老大，一方面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一方面又可以收“保护费”。
郑国所在的区域恰巧位于中原文明的发祥地，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看一看新郑出土的编钟、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莲鹤方壶（另一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读一读《诗经》中占了很大比重的“郑风”，就可以领略到郑国的文明达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正像历史和现实中，文明常常遭遇野蛮“碰瓷”一样，郑国也因此引起了晋楚两大国甚至远在大西北的秦国的垂涎。
特别是晋国，朝政由掌握着军权的六卿轮番把持。军人当政，更霸道更物质，他们对“小弟”们的贡品要求也就更苛刻。
如何在强权面前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和尊严呢？
比子产略晚的郑国人列子，被后世定义为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他这样评价子产：“善者服其化，恶者畏其禁，郑国以治，诸侯惮之。”
“诸侯惮之”，一方面是子产的改革措施收到了实效，郑国社会安定、人民富裕、综合国力和国防力量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一方面是子产的博学、智慧、胆识，以及他对人性、对局势、对天道的洞察，都令当时的人望尘莫及。在国内、在诸侯君臣间，他都俨然成了一位传道解惑的精神导师。
谁愿在精神领袖面前像猴子一样翻跟头儿，“露出难看的红屁股”呢？
范宣子执政晋国的时候，加重了对同盟国贡品的征收，郑国人感到很不爽。子产就让人给范宣子带了一封信。
信中说：执政者，从不需要担心没有财物，要担心的是没有好的德行和名声。如果这些贡品归于您，晋国上下就会对你有二心；如果归于晋国国君，诸侯各国就会对晋国有二心。财物让你或你的国家处在了危险之中，财物还有什么用呢？大象那样的庞然大物，都会因为拥有珍贵的象牙而丧命！
“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太形象了！位高权重的范宣子读到这句话时，应该是身上冷汗直冒的。他立刻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贡品负担。
鲁昭公十三年，晋国特意派了四千辆兵车进行大阅兵，耀武扬威，然后召开平丘大会，给“小兄弟”们“分任务”。当时齐鲁宋卫等七八个诸侯国都害怕了，唯命是从。
只有子产站了出来，和晋国进行争论，从中午一直争论到了晚上。他的助手然明都害怕了，说你这样得罪大国，不要命了？
子产很平静地说了两句话：一，如果我不争，我们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吗？二，你只看到了晋国强大的外表，没能看穿晋国的“心脏”，他们六大家族争权夺利，互相制约，谁愿冒险为国打仗啊！。
结果是，子产又一次“心想事成”。孔子由此发出了“（子产）足为国基”的感叹。
子产有次陪郑简公到晋国去，晋国国君忙着鲁国国君去世的事，对郑国君臣爱搭不理的，其实就是想摆一摆盟主的臭架子。子产二话不说，直接让随从把晋国“国宾馆”的围墙全部推到，把自己的车子赶了进去。
晋平公派人来责备子产——其实，这才是子产推墙的目的。
子产说：你们大国凭借自己的武力，让我们搜刮百姓来向你们进贡。我们千里迢迢来了，你们却不相见！宾馆大门又小得连车子都进不去！如果贡品淋雨了、生虫了怎么办？如果被强盗抢走了怎么办？想当年晋文公作盟主的时候，自己的宫室低矮，而宾馆高大、设施齐全，刷墙的，烧火的，平路的，修车的，喂马的，巡逻的，各司其职，“宾至如归”。即使这样，文公还担心诸侯们受委屈，不仅接见及时，还要时时交代手下考虑得更周全些！现在呢，晋平公的宫室方圆几里地，而“国宾馆”简陋得如同奴仆住的地方，车子都进不去。外面又“盗贼公行”，外面又“盗贼公行”！唉！
这也太过份了吧！推倒了人家的墙，还要像老师训小学生“不长进”一样，字字诛心！
然而结果却是：一，执政赵文子马上道歉。二，晋平公马上高规格宴请郑国君臣。三，马上重修“国宾馆”。四，晋国贤人叔向又开始发感慨。他说，怎么能放弃外交辞令呢？子产一番话，诸侯“赖之”！
这个“诸侯”，我的理解是，不仅指郑国，也包括齐鲁宋卫等国，甚至包括晋国——他让晋国受到了教育，改正了错误，走上了合乎礼仪的道路。
子产的政治生涯是从外交开始的。
根据《左传》的记载，他在外交上竟从没有失败过。
民国时的总统蒋介石先生曾这样评价子产：“春秋之局，强兼弱削，纷争不已。子产处蕞尔之郑国，安内攘外，特著贤声，其道德，学识，政绩，事功，卓然不朽，并世人才，殊难望其项背，足称为我国历史上之大政治家……其外交辞令，尤迥绝一时，坛坫周旋，从未辱命，当时晋楚君臣，无不倾倒至再，往往能以公理摧强权，化干戈为玉帛，至可钦佩！由是郑国得以安定休养者，几及百年。”这评价应该不算过分。
04/
文明之光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对于圣贤来说，毫无疑问，“智”“仁”“勇”是三位一体集于一身的。但孔子之所以要把“智”放在第一位，应该是想告诉人们“智”的核心作用：没有智的支撑，仁可能只是妇人之仁；没有智的支撑，勇可能只是匹夫之勇。
更重要的是，羊也有跪乳之恩，鸡也有护崽之勇。只有智是人类独有的，只有智能引领人们远离愚昧、走向文明。子产就说过：“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列子·杨朱》）
智，首先源于博学。
《孔子家语》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子贡问孔子，“先生对子产晏子可以说推崇到了极点，您可以概括一下原因吗？”孔子说，“子产执政，给百姓带来了恩惠；在学问方面，又是那样渊博。……我把他们当作了兄长看待，不仅爱，而且敬。”
孔子之所以要把子产当成又爱又敬的大哥，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都是文明的传播者。“仁”“义”“礼”“智”，无论何时，都就是文明与进步的表现。而子产还是一个践行者。
博学有什么价值呢，通过两则小故事，就可以略见一斑。
晋平公病了，占卜的人说，是两个名叫实沈、台骀的神灵在作祟。但全晋国的人都不知道实沈、台骀是何方神圣，连他们的太史都不清楚。
他们问到了子产，子产便引经据典，把这两个神祗的历史讲得有条不紊明明白白。快结束时还加了句：“你们国君的病，不关鬼神的事，是由饮食、哀乐、女色引起的。他宫中有四位姬姓女子（违背了同姓不婚的“礼”），应该特别漂亮吧！”
平公及叔向听到后，不仅感叹：“他真是一位博物君子啊!”给了子产很多礼物。
过了不久，多病的晋平公又梦见一只黄熊闯进了自己的卧室。怎么会无缘无故来只黄熊呢？晋国君臣又一次迷糊了。
子产只好又给他们“上了一节历史课”：尧在羽山杀死了大禹的老爹鲧，鲧的魂魄化为黄熊，钻进了羽渊。羽山、羽渊就在你们晋国境内，他是你们国家的一个神灵，你们应该祭祀他。
晋平公按照子产说的做了，病情好转以后，竟把莒国进献的两个方鼎送给了子产。
《世说新语》中有一个故事：荀巨伯去远方看望一位生病的朋友，正遇上胡人攻打这座城。朋友劝他不要因为一个快死的人丧命，催他赶快离开，可他坚决不肯“败义而求生”。
胡人到了，问荀巨伯：“大军到了，一城的人都跑完了。你是何人，竟敢一个人留下来？”荀巨伯说：“我朋友身患重病，我不忍心丢下他。我愿用自己的生命代替他。”胡人感叹说：“我们这些不懂道义的人，却侵入了一个仁义之国。”就撤走了，保全了这座城。
要说子产用自己的学识保全了郑国，也许有夸大的成分，但最少是为郑国赢得了尊重。
智，还表现在有超越时代的思想。
历史上，政治家同时又被尊为“思想家”的人屈指可数，而子产就是其中一位。他被尊为思想家，主要是他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他有句名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意思是说，大自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是人们所能了解并干预的。
有年新郑发了大水，洧渊（今新郑南关双洎河）中出现了龙“相斗”的事，人们都认为这是一种不祥的兆头，要求赶快祭祀。
子产说，我们“相斗”，龙没看我们一眼；现在龙“相斗”，我们为什么要去看！洧渊，本来就是龙住的地方，我们为什么要干涉“人家”的内政。最终也没有进行祭祀。
昭公十八年五月，郑国、宋国、卫国、陈国，同一天发生了大火。郑国国君要进行祭祀消灾祈福，子产说：“不如修德。”
曾经预言了这次大火的裨灶预言郑国还要再次发生大火，要求进行祭祀。子产不同意，他说裨灶这个人真的了解“天道”吗？整天满嘴跑马车，偶尔撞对一次，不也是很正常的吗？他坚持不祭祀，当然郑国也没再发生火灾。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官员去山上祭祀求雨，砍了树，子产却严厉地惩罚了他们：免去他们的官职，夺去他们的封邑！在国家大事只有“祀与戎”的年代里，这该是怎样的惊世骇俗。
荀子说：“明于天人之分，则可为至人矣。”汉代唯物主义思想家、《论衡》一书的作者王充说：“子产，智人也，知物审矣”。从这个角度说，把敢于特立独行的子产称为“至人”，他应该当之无愧吧。
子产对人性还有着客观而清醒的洞察。
他说“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无欲实难”。意思是，大多数人，爱挑事，却不愿承担惹事的后果，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名利心罢了。人要做到没有欲望太难了。
正因为如此，子产在用人时会“求同存异”，避人之短，用人之长。
《左传》上说：冯简子能决断大事；子太叔外貌秀美又有文采；子羽能了解四方诸侯的政令而且了解他们大夫的家族姓氏、官职爵位、地位贵贱、才能高低，又善于辞令；裨谌能出谋划策，在野外策划就正确，在城里策划就不得当。
郑国有外交上的事情，子产就向子羽询问四方诸侯的政令，并且让他写一些有关的外交辞令稿；和裨谌一起坐车到野外去，让他策划是否可行；把结果告诉冯简子，让他决定。计划完成，就交给子太叔执行，交往诸侯应对宾客。所以，很少有把事情办坏的时候。
在子产没有执政之前，郑国政坛就像一个“角斗场”，你死我活、争斗不休。子产出场以后，就像一个神奇的乐队指挥，把合作共赢作为主旋律，一下子就让郑国的政治团队和谐起来，使郑国延续了将近百年的盛世。
这样的功业，在春秋中晚期，简直像荒漠绿洲一样稀缺。相比于齐国，管仲去世以后，一代霸主齐桓公竟被饿死了；还有晏子，国君被弑了，他只是哭了一通便出门了，“不死其君”。
可后世还有人指责子产不懂为政之道，那些坐而论道夸夸其谈的人，又怎能理解子产高瞻远瞩、居高临下的大智慧呢！
智，还源于一种情怀，一种对生命的怜悯。
老子说“无为无不为”，孔子说“君子不器”。
智，和春秋晚期开始盛行的各种权“术”不是一个概念。智是圆融的、通透的、充满生机的，像水一样，“随势赋形”，以关爱生民为终端；而术往往是自私的、短见的、狭隘的，容易坠入害人害己的死胡同。
以苏轼为例，苏轼可以在徐州抗洪，在杭州修堤，在密州捉盗贼，在海南教人学文化，处处展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同时在生活上，可以在乌台酣睡、在黄州研究红烧肉、在岭南“日啖荔枝三百颗”，表现出了一个智者的从容与优雅。
而他背后的“告密者”，只能时时做出龇牙咧嘴状、嗡嗡忙碌状，来讨得主子的欢心与奖赏。
《子产不毁乡校》是教材中的名篇。
子产的助手然明想要毁掉乡校，省得国人没事时在那里指指点点、妄议朝政。子产阻止了他。
子产说：“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
子产作为一名“公孙”、一位长期执政者、有着超越世人的道德、学问、智慧和功业，他完全有资本像周厉王那样，立刻让老百姓们闭嘴；甚至可以像后来的赵高那样指鹿为马！
但他从没想过“作威”，只想着“忠善”。他不愿看到“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的结果。
而且，对他的下级的错误想法，竟是那样谦逊委婉、心平气和，用的是“我听说”，而不是“听我说”。
他接着说：“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
在不声不响中，把百姓当成了自己的“老师”，把百姓的议论当成了自己的“良药”，把百姓的愿望当成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啊。
法国作家雨果有句名言：“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子产正是有了一种悲天悯人的胸怀，他才可以自觉把自己降得那样低，如大海一样低。后世一些帝王坐在高高在上的龙椅上，却偏偏要表演“广开言路”“开门纳谏”的样子，怎么能和子产同日而语呢？
遗憾的是，历史也功利，文化常存偏见！现在很多人津津有味于“大帝”“秘史”“权谋”，忘记了是谁在“润物细无声”，是谁在“以万物为刍狗”，这才是让人痛心的事。
智，外化为文字，应该就是文明，就是文化。
左丘明是鲁国人，鲁国和郑国并不接壤，风马牛不相及。那个时代，写书还要写在竹简上，根据我们看到的竹简，一片也就能写几个十几个汉字罢了。
可左丘明却用它记录下了子产的大量言行。与其说他在尽一个史官的职责，不如说，他太喜欢这些文字，宁可自己多些辛苦，也不愿子产这些“珠玉”遗落在历史的尘埃中。
清朝人编写《古文观止》，从《左传》中摘取了五段有关子产的文字，成为了五篇以子产为“主角”的文章。在所有的历史人物中，子产排名第一。
读一读《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子产论政宽猛》《子产坏晋馆垣》《子产论尹何为邑》，真是字字珠玑，润人心肺。
子产的前任执政子皮，因为特别喜欢一个名叫尹何的年轻人，就想派他去管理自己的封邑。
子产说：我听说过爱一个人，就要让他学习好了才去管理政事，没听说过拿政事让他学习的。就像一个人从没玩过刀，你让他去解牛宰羊，一定会反受伤害；一个人从不会射箭驾车，你就让他去打猎，可能会翻车。你有一匹美锦，不会让一个从没有裁缝经验的人帮你剪裁；你的封邑是你家族的依靠，比一匹织锦贵重得多，怎么让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去治理呢？
短短几句话，三个比喻，一个对比，一下子就让子皮意识到自己的目光竟是那样短浅，很快就把郑国和自己的家族都“托付”给了子产。（《子产论尹何为政》）
翻译常常是“煞风景”的事，读子产的原话，总觉得像宋玉笔下的那个邻家女，“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自自然然，让人舒服。
孔子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如果说话没有文采，便不会流传很远）”就是孔子读到子产言论后抒发的感慨，也是他教导弟子向子产学习的又一个理由。
作为一名政治家，虽然没有自己的“专著”和“论文”，却能为后人留下一笔文化财富，同样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05/
山高水长
子产去世后，家无余财。家人只好按照他的遗愿，把他安葬在了距国都新郑十多公里的陉山之巅。
墓门朝向东北，墓道封后不封前，以示心念郑国，以示墓无珍宝。
郑国的国人感念他，特意带来了洧水之石，堆放成丘，与一座山融为一体。
以至于几百年后，研究《左传》的学者、西晋的大将军杜预特地绕道来拜访，并留下了身后事“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的故事。
子产的封邑在如今的郑州市区一带，人们则纷纷拿出自己家的金银珠宝要送给子产的儿子，但都被拒绝了。他们只好把这些珠宝投进河中，希望能用自己最珍爱的财物陪伴自己最敬爱的人。
这就是金水河名字的来历。现在郑州一些地方还有在河边烧纸祭奠先人习俗，不知道是不是与此有关。
新郑、郑州、长葛、尉氏，至今还有有关子产的遗址存在。长葛有一座“子产台”，就在一片良田之中。
千年过后，一个据说是子产当年阅兵的地方，竟没有像许多公侯豪杰墓一样，被“锄作田”，而是被人们小心翼翼地保护了起来，也建立了“子产祠”，并称为“高庙”，这真是一个奇迹。
新郑新建有子产路和子产小学，真心祝愿子产的精神能够山高水长，薪火相传。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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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振
新郑人，
河南大学毕业，中学语文教师。
爱写作以自娱，发表散文数篇。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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