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有文,说“一般艺术史”研究，曰艺术史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四个二级学科（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跨学科研究）之一，艺术史研究是艺术学理论学界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要想攻克这一难题，就要先弄明白什么是“艺术史”，更确切地说，什么是“艺术学理论学科视野下的艺术史”——一般艺术史。按我曾与人云，学术论文有套语，某一会议论文，题目有“张力”者竟达10馀篇，“张力”即是套语；“视野下”“视域/阈下”“场景中”之类，也是套语，近年多见，几近泛滥，我亦推波助澜，一用再用。喜用套语，一是觉其贴切，二是惰性使然，我屡云“传统文化复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场景中的历代民歌整理研究”，即是因为觉得贴切。
整理民国民歌。
仍说“民歌在清代正统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
“正统文化语境中”亦如“视野下”“场景中”，也是套语，与“主流文化圈”同意。何谓“正统文化语境”或“主流文化圈”？御制《全唐诗》的编者，及由编纂体例所表达的诗学态度，是“正统文化语境”或“主流文化圈”的代表；朱彝尊于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科，除翰林院检讨，康熙二十二年（年）入直南书房，博通经史，参与纂修《明史》。词作风格清丽，为“浙西词派”创始人，与陈维崧并称“朱陈”，与王士祯称南北两大诗宗（“南朱北王”）。此种人物，亦属“正统文化语境”“主流文化圈”阵营，他人以其所编《明诗综》为文本，由其编排体例一窥主流文化对俚曲谣辞的看法态度，亦其宜也。
《明诗综》与《全唐诗》是以“杂谣歌辞”与文人诗并列的编纂方式，以隐性叙事的技法，“委婉而微妙地”表达对出诸民间的俚曲歌谣的肯定，肯定的源头，是《诗经》，是《左传》《汉书》等正史典籍对谣谚的重视与应用。在清代，另有主流文化圈的文人，以显性叙事的方式，堂而皇之地表达对俚曲歌谣的肯定态度，其中以沈德潜与其《古诗源》最称典型。
沈德潜（年—年），字碻士，号归愚，江苏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四年（）以六十七岁高龄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帝喜其诗才，称其“江南老名士”，历任侍读、内阁学士、上书房行走，乾隆十四年（）升礼部侍郎，乾隆二十二年（）加礼部尚书衔，乾隆三十年（年），封光禄大夫、太子太傅。乾隆三十四年（）病逝，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悫。高龄中式，得登高位，终享高寿，后虽因卷入徐述夔案遭罢祠夺官，沈德潜在清代官场文坛，仍称主流中的主流，其所编《古诗源》，对其时文化圈的示范引领作用，未可轻觑。
《古诗源》开宗明义，以古诗——最早是古逸歌辞，为中国诗的源头。其序云：
诗至有唐为极盛，然诗之盛，非诗之源也。今夫观水者，至观海止矣，然由海而溯之，近于海为九河，其上为洚水，为孟津，又其上由积石以至昆仑之源。《记》曰：“祭川者先河后海。”重其源也。唐以前之诗，昆仑以降之水也。汉京魏氏，去风雅未远，无异辞矣。即齐、梁之绮缛，陈、隋之轻艳，风标品格，未必不逊于唐，然缘此遂谓非唐诗所由出，将四海之水，非孟津以下所由注，有是理哉？有明之初，承宋、元遗习，自李献吉以唐诗振天下，靡然从风，前后七子互相羽翼，彬彬称盛。然其敝也，株守太过，冠裳土偶，学者咎之。由守乎唐而不能上穷其源，故分门立户者，得从而为之辞。则唐诗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诗，又唐人之发源也。予前与树滋陈子辑唐诗成帙，窥其盛矣。兹复溯隋、陈而上，极乎*、轩，凡《三百篇》、楚骚而外，自郊庙乐章，讫童谣里谚，无不备采，书成，得一十四卷，不敢谓已尽古诗，而古诗之雅者，略尽于此，凡为学诗者导之源也。昔河汾王氏删汉、魏以下诗，继孔子《三百篇》后，谓之续经。天下后世群起攻之曰僭。夫王氏之僭，以其拟圣人之经，非谓其录删后诗也。使误用其说，谓汉、魏以下，学者不当搜辑，是惩热羹而吹齑，见人噎而废食，其亦翦翦拘拘之见而矣。予之成是编也，于古逸存其概，于汉京得其详，于魏、晋猎其华，而亦不废夫宋、齐后之作者。既以编诗，亦以论世，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犹观海者由逆河上之，以溯昆仑之源，于诗教未必无少助也夫!
沈德潜于序中提及李献吉即李梦阳，曰其“以唐诗振天下，靡然从风，前后七子互相羽翼，彬彬称盛”，主要原因，是其为前七子领袖，在文坛即主流文化圈地位崇高，而其由复古辗转推导出的“真诗在民间”说，亦与沈氏“凡《三百篇》、楚骚而外，自郊庙乐章，讫童谣里谚，无不备采”，以“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犹观海者由逆河上之，以溯昆仑之源”的“诗教”观，正相一致，知音之谓，实即指此。
我屡与人云，民间社会是民歌传播与接受的主要场域，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此种场域，本质上属于隐的一面。在明的一面，即正统文化圈，民歌向来不缺知音，隐、明互动，相克相生，共同成就了命途艰难的民歌发生发展史。我在“中国文学”大学科门类中倡议建构“民歌学”理论体系，而反对将其简单归入指向性明确的“民间文学”学科，即是因为传统民歌与隐、明两个场域，均联系密切，民歌属于整体的文学，而非文人文学、民间文学一个方面。明清两代，正统、主流文人之中，李梦阳是民歌的知音，沈德潜也是民歌的知音，即是显例。
以《古诗源》的编选而言，沈德潜更直接的知音，其实是明代的冯惟讷。明清两代，标榜复古、推崇古诗的诗歌选集，与《古诗源》相近者有《古今诗删》《古诗纪》《古诗归》《古诗评选》《古诗镜》《采菽堂古诗选》《古诗选》等，各书各有特色，如锺惺、谭元春合编的《诗归》，《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并引顾炎武《日知录》曰：“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从体例与内容看，冯惟讷编选《古诗纪》对沈德潜《古诗源》的影响最为明显。《提要》谓惟讷字汝言，临朐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江西左布政使，加光禄寺卿，致仕，事迹附见《明史·冯琦传》。其书前集十卷，皆古逸诗；正集一百三十卷，则汉、魏以下，陈、隋以前之诗；外集四卷，附录仙鬼之诗；别集十二卷，则前人论诗之语也。按《古诗纪》以十卷的篇幅辑录“古逸诗”，体量可谓大矣，其对杂歌谣辞的重视程度，可谓甚矣，但是，世人多知《古诗源》而少知《古诗源》，无他，在正统文化语境/主流文化圈中，沈德潜的身份、地位、成就、影响，均远超冯惟讷耳。同理，我称李梦阳“真诗在民间”说，为明代民歌的“开山纲领”，他如冯梦龙“私情谱”说、袁宏道“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说等等，只是附庸，时间先后是一方面，更重要方面，是基于各人在正统文化语境/主流文化圈中的身份、地位、成就、影响不同。登高而呼，应者云集，关键处在“登高”。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七云：
由灵隐至韬光，路约里许，石级三百余，山径曲折，沿路皆修篁密筱，浓绿杳深，醉人心骨。僧家以巨竹卧径侧引泉，相续不断，泉声丁丁然，静听移时，尘虑都涤。比至山颠，四望空阔，近挹明湖、之江，远望沧海，又别有一世界。庵中题诗甚多，恭读高宗纯皇帝御制句云“翠云入丛篁，赤城盘叠障”，正如登高而呼，俯视众山，皆培蝼矣。
由读“高宗纯皇帝御制句”而发“登高而呼，俯视众山，皆培蝼矣”之慨，知“登高”“俯视”云云，皆是双关。此种双关，非文人阿世。现实如斯，关阿世何。
我不阿世，我服现实，我向人推荐《古诗源》中歌谣，以示我之民歌整理研究工作，寄托非浅，自有堂庑，源远流长。兹节录远古歌谣数则如次：
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康衢谣：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尧戒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
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八伯歌：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帝载歌：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
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麦秀歌：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采薇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白云谣：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
渔父歌：日月昭昭乎寝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寝急兮将奈何，芦中人，岂非穷士乎。
偕隐歌：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无道，我负子戴。
徐人歌：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越谣歌：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琴歌：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
灵宝谣：吴王出游观震湖，龙威丈人山隐居。北上包山入灵墟，乃入洞庭窃禹书。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长传百六初，若强取出丧国庐。
吴夫差时童谣：梧宫秋，吴王愁。
乌鹊歌：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乌鹊双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不乐宋王。
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渡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三秦记民谣：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云两角，去天一握。山水险阻，*金子午。蛇盘乌栊，势与天通。
楚人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河图引蜀谣：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
湘中渔歌：帆随湘转，望衡九面。
其中颇多经典，如“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民歌生于劳动说的最早确证；“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人多耳熟能详；“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则可一字不改地移用于由琼瑶引领创作的傻白甜小说影视中，清人蔡召华《笏山记》已经做了另一种示范，第四十七回《新历成穷匠人一朝遇合旧雨聚老夫妇两地因缘》有云：
可法曰：“这就是亲义侯可当么。”旁人曰：“然”。可法点点头，自言自语曰:“同学少年多不贱，噫，同学少年果皆不贱么。”正思量走谒可当一谈故旧，又自言自语曰：“君乘车我戴笠，噫，彼乘车予戴笠。彼果肯为予下车么。”不禁叹息了一回。
又清代民歌，可说尤多。
如我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均做明代民歌研究，是因为明代民歌与明代文学、文化乃至社会发展关系特殊，明代民歌在民歌发展史上有特异性。清代民歌少此特异性，但研究空间亦大，切入点亦多，《清代民歌集》之后，我即着手《清代民歌研究》写作，以其与《明代民歌研究》《近现代民歌研究》配套。“民歌在正统文化语境/主流文化圈中的传播与接受”，是切入点之一，另如叶飞有文，曰“《古诗源》对汉诗的独特定位”（《中国韵文学刊》年第三期），文章云：
《古诗源》是沈德潜系列诗歌选本中较有影响的选本之一，承载着他的诗学理想、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是历来的研究焦点和热点。学界现有研究多着眼于选本整体、沈氏诗学理念、古诗诗学观念等方面……与沈德潜的唐诗观、宋诗观方面的研究文章相比，沈德潜汉代诗歌风貌构建状况、诗学观念研究则更显寂寥，目前仅见郝青霄的《论沈德潜汉代诗歌的接受》，少数硕博论文粗略涉及沈德潜的汉代诗歌选评问题，如康兆祯的《沈德潜的先唐诗歌评点析论》。基于这一研究现状，本文拟从沈德潜对汉诗的选录、点评及其诗学倾向三个层面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丰富学界对沈德潜的诗学思想研究。
按与唐诗观、宋诗观、汉诗观研究相比，沈德潜由《古诗源》的编纂而显性表达的歌谣观（“童谣里谚”也可使人“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犹观海者由逆河上之，以溯昆仑之源”），学界尤其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