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永磊
来源：《历史研究》年第4期
摘要：华夏郊天礼是北魏膺承天命与彰显正统性的重要仪式。道武帝通过行华夏即位礼与郊祀礼来彰显正统性，与十六国无本质区别。天兴初年设立的郊祀制度与郑玄礼说并不完全契合，且明显有异于两晋十六国所从王肃“郊丘合一”说，传达出与东晋争衡的明显姿态。孝文帝依托郑玄“郊丘为二”说改定郊祀制度，实现郊祀礼由有司摄事到皇帝亲祀的转变，并废止西郊郊天的鲜卑旧礼，最终确立华夏郊天礼的独尊地位。迁都洛阳后，孝文帝通过行圆丘祭礼宣示天命在魏，与南朝争夺正统的态势臻于极盛。北魏正统观念主要表现出仿魏承汉与承继西晋两个面向，其郊庙制度更近于曹魏明帝景初元年以后之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北魏超越两晋南朝、直追曹魏的心态。关键词：北魏郊天礼仪式展演郑玄礼说正统性国家的正统性是中古时期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在正朔相争的背景下，华夏郊天礼是重要的仪式表达，也是彰显政权正统性的显著标志。故探讨北魏争膺天命与塑造华夏正统问题，对其所行华夏郊天礼的过程有必要进行深入思考。天兴元年（）六月，晋安帝“遣使来朝，太祖将报之，诏有司博议国号”。东晋遣使直接促成拓跋珪君臣间的“代、魏之辨”，称代则沿用桓、穆二帝以来西晋封号，承认“得国于晋”；称魏则应“当涂高”等谶，仿魏承汉。其后拓跋珪择定国号为魏，由此拉开北魏与东晋正朔相争的序幕。至天兴元年七月，拓跋珪“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确立以平城为中心的国家政权，北魏国家政权的营建至此似可告一段落。然而唐人张太素《魏书·天文志》载天兴元年“十二月，群臣上尊号，正元日，遂禋上帝于南郊。由是魏为北帝，而晋氏为南帝”。东晋、北魏并称帝，在道武帝南郊“告祭天地”之后，即以天兴元年道武帝告代祭天地作为北魏政权建立的标志。南郊告代祭天地礼原为东汉光武帝所创的即位礼，具体仪式与南郊（或圆丘）郊天礼相类，可以视作南郊（或圆丘）郊天礼的特殊形式。晋明帝出继大统，因未亲行南郊郊天礼，王敦称“尚未南郊，何得称天子”，反映出皇权受命于天并非不证自明，南郊郊天礼作为必要仪式，在皇帝身份的确认上不可或缺。由此不难理解在皇帝即位礼中，张太素更注重南郊祭天地礼。南郊告代祭天地礼的完成，正式宣告拓跋珪皇帝身份的确立与北魏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北魏与东晋对立格局的正式形成。道武帝南郊告代祭天地礼彰显出独特的政治意义。中古时期正统观念的表达形式并非唯一，南郊告代祭天礼作为君主“始受命”的标志，极富政治上的象征性，而作为正祭的华夏郊天礼，同样具有象征皇帝膺承天命与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意义。北魏是否为正统，司马光《资治通鉴》有“拓跋氏何所受”之疑。张方平《南北正闰论》则以为“盖五郊禋祀，南北不可并享”，以“五郊禋祀”代指华夏郊天礼，强调华夏郊天礼的唯一性。若据其说，北魏政治合法性的实现，确立华夏郊天礼无疑为显著标志。在十六国争膺天命风气的影响下，道武帝开国之初即采用华夏礼仪。道武帝深明华夏郊天礼的政治功能，其告代祭天地祝辞明言“惟神祇其丕祚于魏室”，所颁布诏令申明《春秋》“大一统”之义，通过告代祭天礼，传达出争膺天命与彰显合法性的理念。道武帝所行华夏郊天礼并非仅有告代祭天礼，也引入了南郊、圆丘郊天礼，由此在北魏前期华夏郊天礼与西郊郊天礼长期并存。学界在北魏郊祀礼的研究上，金子修一扼要探讨孝文帝太和十二年（）以后北魏逐渐依托郑玄学说确立郊祀制度；康乐以为北魏郊天礼存在从以西郊郊天礼为主导到独尊华夏郊天礼的显著变更，并将之视作北魏华化的重要标志；楼劲指出天兴二年郊天礼受到《周礼》《礼记》、郑玄礼说的影响，并以为道武帝所定郊祀制度异于曹魏明帝、两晋时期之制；杨英对天兴二年郊天礼来源的推论与楼劲所论不别，并认为《魏书》所载道武帝所行祭礼源自当时仪注；佐川英治讨论太和十九年孝文帝行圆丘祭礼有“飞升上天世界”的意涵，以为这很有可能出自与突厥信仰相类的“脱魂型萨满教”，并指出西郊郊天礼在经孝文帝废止后，化身为圆丘祭礼，圆丘所祀天神并非郑玄礼说中的昊天上帝，而是游牧文化的“苍天”，北魏圆丘祭祀与南郊祭祀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学者关于北魏郊祀礼性质的判定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学术观点，其聚焦点即郑玄礼说与北魏郊祀礼的关系，郑玄礼说成为解读北魏郊祀礼的关键。而北魏华夏郊天礼是否具有“胡化”倾向，关乎胡汉文化互动与融合的基本趋向，乃至北朝隋唐文化演进的方向。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对北魏郊祀礼的认识，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道武帝和孝文帝时期，对郑玄礼说的认识不够深入，对礼仪场景的还原相对薄弱。此外，华夏郊天礼主要由天神与郊天仪式构成，郊祀制度反映出郊天礼的内在结构，郊天礼与郊祀制度有待密切结合进行综合分析。有鉴于此，探究北魏郊祀礼，有必要探析道武帝如何行华夏即位礼与设定郊祀制度，准确把握郑玄礼说要义，揭示北魏郊祀制度背后的礼学理路，探寻北魏郊祀制度尤其是郊天礼在道武帝、孝文帝之间的演变过程及内在逻辑。本文选择礼仪作为视角，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