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快到了，你有没有旅行的计划，在旅行的路途上，你会带一本什么书，还是发呆看着窗外变换的景色，或者呼呼大睡？
今天观点君跟你分享张翠荣的新书，来自理想国的《另一片海》。她是香港的新闻工作者，这次，张翠容行走于事件现场，跨越地中海两岸，亲访希腊、西班牙、埃及与突尼斯，以一种在地而全面的观点，探索这一场接一场如推倒骨牌般为民主与经济、自由与尊严抗争的觉醒运动浪潮，试图为读者呈现事件的真相，并提出更宽广的思维角度。
旅程结束，也是开始
文/张翠荣
我第一次真正进行国际采访，竟然就是受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所启发。
安哲罗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凝望》（Ulysss’Gaz），直望至巴尔干半岛的悲剧，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它不单是欧洲的悲剧，也是世界的悲剧，属于我们的悲剧。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社会，大导演以镜头的凝望介入世界，那么，记者呢？看完《尤利西斯的凝望》，我不禁自问，可否给我一个凝望世界的机会，而且直至灵魂最深处。
我毅然背起行囊，开展我的采访旅程，正如安哲罗普洛斯说的，把观众/读者引领到从未到过的地方。在此，容我多加一句：思考未曾真正思考过的问题。而我第一次踏足烽火之地，竟然也是巴尔干，年的科索沃。
自此，我一直以旅行采访的方式，希望深入是非之地或争议的现场，把为人所忽略、误读甚至主流媒体以外的故事，带给读者。可是，我没有受雇于任何大媒体，就以自由身的身份，背着背囊，孤身奔赴各新闻热点以及受冷待的地方。这意味着旅途上一切事宜（包括经费）都得靠自己一人打点，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国际新闻的第一线记者多风险，但大媒体的全职记者至少还有较多的紧急援助管道，而作为独立的自由记者，遭遇到任何情况，都必须自行设法解决，有时需要机警，有时需要拿出勇气，危险加身时则必须夺命狂奔。
有一次，当我告诉一位生活优越的友人，我如何在物资缺乏下独自完成我的旅行采访时，她惊讶之余，希望我也能与年轻人分享面对逆境的经验。近年有不少励志的书籍涌现，都是企图为那些处于人生低潮或遭逢不幸的朋友，点燃一盏明灯，而书中所描述的逆境，大多不是主观意愿所造成。可是，我的“逆境”却可算是“自作自受”。我想，没有太多人会相信我经常自费出外采访，浪漫背后原来是沉重的代价。
香港传媒很少派记者参与国际新闻现场报道，外国传媒不会看上华人记者，除非是与华人黑社会有关的国际瞩目的跨国犯罪事件，例如人蛇偷运等。结果，为求满足对这世界的好奇心，唯一的方法便是“贵客自付”。
我向友人笑说，做一个背囊旅客已够艰苦，再加上繁复的采访工作，真是难上加难，我姑且称此类记者为“背囊记者”。但我更喜欢称为“独立记者”。
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就这样，独立记者在紧绌的资源下，带着一腔热诚和理想飞向广阔的天空。
在踏上征途之前，我会一如其他背囊旅客，首先收集有关目的地的基本资料：衣、食、住、行，特别在住宿方面，必须在预算之内，以确保不会超支。换言之，在旅途上，我也得是一位善于理财的管家。与此同时，我还得好好准备采访的工作，例如阅读大量的历史背景材料，时刻留意新闻事态进展，以及安排访问事宜和进行有关联系等。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为文章寻找发表的地方。我曾为以意大利罗马作基地的IPS（IntrPrssSrvic）撰写文章，这个通讯社强调雇请当地记者报道当地事务，推动新闻角度多元化，并较倾向同情第三世界，被视作为第三世界发言的最大通讯社。而我则以亚洲人采访亚洲事务为理据，开始为IPS跑到越南、柬埔寨、老挝、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也曾替英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中国香港、欧洲和中亚事务，后来集中向大陆和港台报刊供稿。只是，当中不无挫折。
国际新闻，浩瀚如烟，但对不少香港编辑而言，他们只找一个角度，就是寻找与华人有关的故事。在此，我想起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年10月我在某报专栏报道了有华裔血统的东帝汶独立派领袖黎发芳来港访问的消息，由于他的华人背景，香港某周刊记者表示有兴趣做一个专访，我建议她参加由黎发芳主讲的研讨会，会后留步再与他进行个人访问，怎知研讨会还未完结，该记者与同行的摄影记者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该周刊记者解释，她看到黎发芳肤色黑黑的，外貌像印度人多于华人，便打消了访问的念头，她还强调说：“要知道，我们周刊只对华人有兴趣，这包括连外貌也要是十足华人模样的。”这种褊狭的新闻态度，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然而，这类让我沮丧的经验和遭遇，俯拾皆是。
早在年，一位古巴朋友来信表示，可以应我要求安排专访他们的总统卡斯特罗，这个要求是我在年采访古巴时提出的。作为世界上仅存的第一代革命家，又是美洲国家中唯一的共产*领导人，长期与美国对抗的具争议性国际级人物，卡斯特罗如何面对苏联和东欧的巨变，应是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