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温骏轩辑
尘埃音
兆斌
在阶级史观中，将“荷兰共和国”推向地缘政治舞台的那场革命，被称之为“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同时也被定位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抛开阶级分析法不说，将这一历史事件定义为资本和商人阶层的胜利，是没有问题的。
荷兰人这一更纯粹、更“现代化”的属性，不仅体现在开创以“有限公司”形式主导海外殖民事业的模式（尽管英国东印度公司貌似时间稍早一点），亦体现在香料贸易的争夺上。前面我们在提前介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情况时，就曾经解读过，将殖民中心放在爪哇岛（雅加达）的荷兰人，更注重从商品的源头处控制整个贸易。为此，他们不惜在香料群岛进行屠杀以及毁树的行为。如果说前一项做法，是比较通行的逼迫土著居民就范的做法（使之不与其它商业集团合作），那么后一种将自己控制区以外的货源断绝的做法，真可以说的上是一种“商业创新”了。
荷兰人是在17世纪初，开始进入南洋并在爪哇岛建立殖民中心的。此后势力增长迅速的荷兰人，又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城（公元年）。不过正如之前已经分析过的那样，荷兰人并没有特别重视马六甲的经营。更注重从源头控制货源的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在这个枢纽之地，拥有一个港口罢了。同时葡萄牙人之前的教训，也使得荷兰人明白想要彻底控制马六甲海峡，会遇到多么大的反弹。相比之下，蚕食爪哇岛上那些没那么多海外利益和关系的苏丹国，反而要容易些。
“葡属马六甲”变身为“荷属马六甲”，意味着葡萄牙退出南洋地缘政治舞台的中心。在荷兰人的步步紧逼下，葡萄牙人在这一地区所能保留的唯一据点，就此只剩下最东端的半个帝汶岛了（东帝汶）。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南洋开拓迎来的荷兰时代。不过没有变化的是，代表马六甲苏丹国政治遗产的“柔佛苏丹国”，以及更倾向于以圣战形式立威的“亚齐苏丹国”，仍然是马六甲海峡最为重要的两大力量。
事实上，在夺取马六甲城这件事上，荷兰人已经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外交才能。简单点说，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在柔佛军队的帮助下，攻下马六甲城的。而柔佛苏丹得到的，则是在荷兰人的支持下，继续充当马来亚诸苏丹国的盟主。唯一公开对此表示不满的，是同样具有马六甲苏丹血统的“霹雳苏丹国”。只不过在两个地区竞争者，一个从伊斯兰世界的最强者“奥斯曼帝国”借力（亚齐苏丹国），一个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代言人的“荷兰”合作的情况下，霹雳苏丹国很难再找到一个合适的结盟对象。
如果南海之北的中央之国，此时还有郑和时代的雄心，无疑将成为马六甲诸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悲剧的是，几乎与荷兰人夺取马六甲、重塑南洋地缘政治格局同时，曾经创造过远洋奇迹的大明王朝正式宣告灭亡（公元年）。此后统治中央之国的清王朝，对海洋的唯一兴趣，是如何让海峡对岸的郑氏台湾臣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上得天下的满洲人，不仅没有进一步把视野扩张向“蓝海”（切断郑氏的海外的贸易链），反而是保守的选择了海禁。
不管清王朝当时的做法，是否更有利于结束海峡对峙的状态，中央之国没有在王朝更迭的强盛期，如元、明两代那样尝试强势介入南洋地缘政治，却是不争的事实。从战略上看，这意味着自认已经解除北方威胁的清朝统治者，完全没有意识到海的那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更多是不屑）。直到年后，大英帝国的炮艇驶入珠江口之后，古老的中国才真正明白，原来威胁并不仅仅来自长城以北。
当然，不重视海洋的锅完全让清王朝来背，也是有失偏颇的。根本上看，这还是华夏文明深处的大陆属性所造成的。这一属性在重压之下，并非没有可能改变，毕竟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央之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大陆国家。之前的重陆轻海，是因为一家独大于东方的地缘环境造成的。只是船大难调头，这一调整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幸运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能够看到调整好的结果了。
回到马六甲海峡的博弈问题上来。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尽管在赶走葡萄牙人这个问题上，荷兰人与柔佛苏丹选择了互利合作，却并不代表荷兰人不需要从别的角度入手，加强自己在马六甲及至整个南洋的实力。对于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荷兰人来说，它始终面临一个和葡萄牙人一样的困境，那就是人口问题。葡萄牙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倾向于让男性葡萄牙人与土著婚配，然后诞生出一个身份认定为葡萄牙人，但又与本殖民地有亲缘关系“土生葡人”阶层。
葡萄牙人在种族问题上的宽容性，与伊比利亚半岛长期以来处在欧、非大陆博弈焦点的位置分不开。从迦太基时代至穆斯林统治时代，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经历上了上千年的混血史。而就欧洲整体情况而言，这一做法并不常见，尤其对于日耳曼血统的国家来说。臭名昭著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始作甬者便是荷兰后裔为主的南非“布尔人”（现称阿非利卡人）。当然，所有的认知都是可能随着环境变化而改变的。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实现普遍“民主”的今天，人口上处于绝对劣势的南非白人，开始有接受混血阿非利卡人（棕色阿非利卡人）群体的趋势。问题是长期受其歧视，甚至被称为“杂种”的后者，未必愿意领这个情。
对于处在东印度群岛开拓期的荷兰商人来说，同当时那些定居南非的荷兰农民一样，还没有用“混血”来解决人口问题的想法。单纯就建立统治，或者维护利益的需要来说（而不要有“再造荷兰”的想法）。人口短板很大程度是体现在军事力量上。也就是说，荷兰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提供足够维持殖民统治的武器和物资，但还是需要有足够的人口来提升自己的武力值。在这个问题上，解决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利用印度复杂民族结构而挑选出来，按英军模式训练、组织起来的印度军队（由英国军官团统领），是大英帝国维护南亚统治，乃至向外扩张的重要助手。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会发现，在当年“八国联军”的合影中，还有一个包裹头巾的第9方代表存在。
身为商人的荷兰人，更倾向于用“雇佣军”的形式来解决问题，一如当年纵横地中海的商业国家迦太基、威尼斯那样。被荷兰人选中的雇佣对象，是一支来自于南苏拉威西地区的马来人部族——布吉人（又译武吉斯人、布吉斯人）。在地理分割严重、部族林立的苏拉威西岛，布吉人算是比较大的族群（目前的人口约为万人）。不过鉴于苏拉威西岛的地形和地理条件，布吉人在岛上建立一个强大政权的机会并不大。即使在南苏拉威西地区，布吉人也还面临位置更好的“望加锡人”的竞争。后者控制了岛屿最南端的“望加锡港”，并因为处在马六甲海峡、大巽他群岛与香料群岛航线的中端（且与南北向的望加锡海峡相交）而获益匪浅。最先在苏拉威西岛上建立了“苏丹国”的，便是望加锡人。
貌似有航路之利，但身位又不是最好的布吉人，选择了另一份有前途的传统职业——海盗。在南洋诸民族中，布吉人以善于海上冒险及“经商”而著称。只不过布吉人的“海商”之路，武力成份要显著的多。立足于爪哇岛的荷兰人，在向望加锡地区扩张势力时认识到布吉人的潜力。后来双方还通力合作控制了望加锡港这个重要的贸易中枢（公元年）。
布吉人的海商/盗事业，与荷兰人的贸易版图都不会局限于望加锡。在控制马六甲之后，作为第三方合作者，布吉人也被荷兰人引入了马来亚地区，以为自身的安全增加筹码。荷兰人为这些强悍受雇者所选定的区域，位于今马亚西亚首都吉隆坡一带。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是因为一种重要矿藏——锡矿。
采矿业的兴起曾经是华人流入南洋，特别是西加里曼丹地区的重要原因。在马来亚的一些地区，如吉打州也有金矿，不过真正让马来亚从资源的角度，吸引殖民者及华工目光的还是锡矿。吉隆坡是南洋地区最早发现锡矿的区域，早在荷兰人还未进入南洋的16世纪末，就有西方考察者在吉隆坡一带的河流中，发现了富含锡矿的泥沙。
“锡”对于很多中国老人来说，往往意味着两种制品：一用锡制作的器皿。如酒壶、烛台等；二是祭祀先人用的“锡箔”。如果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能还会知道青铜是一种合金，在冶炼过程中加入了少量的锡（或铅）。其实在西方包括阿拉伯世界，锡也被大量用来制造家用器皿和宗教用品。这使得锡算得上是一种普及性比较高的金属了。不过荷兰人对东方航线的开拓，还为锡找到了另一个用途。
众所周知，在中国出口西方的商品当中，能够与丝绸、瓷器齐名的就是茶叶了。不过相比前两样商品，欧洲人熟悉茶叶的历史要晚得多，而最初将茶叶大量运往欧洲，开启欧洲茶叶消费市场的，就是16世纪初打通东方贸易线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的兴起，间接的刺激了锡的需求。为了防潮，木制茶叶箱的外层会覆盖一层俗称“铅皮”的铅锡合金；箱内也会用锡箔包裹茶叶（跟香烟盒用锡箔包裹是一个道理）。
及至今天，马来亚及整个南洋群岛地区，仍然是世界最重要的产锡区之一，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马来西亚都是世界最大的产锡国。马来亚地区的每一个州都有锡矿，其中最重要的产锡地又是西部霹雳州-雪兰莪义一带（吉隆坡位于雪兰莪州内）。两州东临的“吉保山脉”，则是锡矿资源的输出地。在葡萄牙人控制马六甲期间，马六甲城客观上成为了两个马六甲苏丹国的继承者：柔佛苏丹国和霹雳苏丹国的分割点。也就是说，在马来亚地区最早靠“锡”致富的，是在政治争霸中不太得志的霹雳苏丹国。
尽管柔佛苏丹国拥有更好的航路优势，以及地缘政治遗产，并使得葡萄牙人、荷兰人，都更愿意将之视为马来亚诸苏丹国的领袖，但霹雳苏丹国境内的发现的锡矿资源，无疑为后者增添了独立自主的筹码。控制资源以形成垄断，是荷兰贸易帝国兴盛的秘诀。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也为了增强对马来亚锡矿资源的影响力，雇佣军身份的布吉人，被荷兰人有意识的安置在了马六甲城与霹雳州之间的雪兰莪地区。很显然，霹雳苏丹不会满意荷兰人的这种做法。不过面对兼具海盗和雇佣军身份的布吉人，身份“高贵”的霹雳人并没有更好的办法。年，在雪兰莪地区经营近一个世纪后，羽翼渐丰的布吉人，终于完成了政治上的进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雪兰莪苏丹国”。
布吉人在马来亚取得的成功还不止于雪兰莪。17世纪的最后一年，马六甲王室在柔佛苏丹国的统治，为其首相家族所取代（一如先秦之“田氏代齐”一般）。这种常见的宫庭权力更替，并没有让柔佛苏丹国灭亡或者走向分裂。只不过从血统上来说，霹雳苏丹国终于成为了马六甲王室唯一的合法继承者。对于今天以“马六甲苏丹国”为国家源头，并希望在南洋伊斯兰世界的更有心理优势的马来西亚来说（比之印尼），能够有这样一支纯正马六甲王室血统的存在，还是很有意义的。
尽管“柔佛第二王朝”的统治家族，曾长期与旧主家族通婚，并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有资格继承柔佛，乃至马六甲王室的地缘政治遗产，但在霹雳州还有马六甲王室直系继承者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招致了普遍质疑，并给了觊觎柔佛地理位置的其它国家以入侵口实。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强悍的布吉人雇佣军团再次被寄予厚望，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逐渐掌握了柔佛的军、政大权。19世纪中叶，在英国人的认可下，武吉斯人终于登堂入室建立了“柔佛第三王朝”。鉴于自己的出身远不及前两个王朝，这个延续至今的新柔佛王朝，更愿意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曾经与之联姻的某个阿拉伯贵族那里。
其实一般情况下，王室之间的这些恩怨，并不是地缘解读的主方向。在这里解读布吉人之于马来亚的历史，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旧苏丹国的继承者，至今仍是所在州的世袭元首，并对马来西亚的政治走向发挥决定性影响。如果中国想在南洋乃至更远的蓝海有所作为，多了解一点相关背景总是没有坏处的；另一方面也是让大家再次体会下，种族乃至宗教上的共同点，从来不是左右地缘政治关系的主因。在政治家眼中，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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