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11日，利比亚RasLanuf镇附近，《纽约时报》摄影师LynseyAddario（远左）和TylerHicks（远右）在一次亲卡扎菲的空袭中奔跑报道。
?短短半个月内，美国自由撰稿人詹姆斯·福利、斯蒂文·索特罗夫先后被害，标志着叙利亚内战以来暴力记录的升级。在中东，尽管暴力、杀戮与死亡无处不在，自愿前来战场的记者都有各自的理由。于他们而言，这是按照内心的声音做事；报道如火种，带给读者真相的同时，其实已经在做改变。
本刊特约撰稿
王骞
实习生
李沛
在世界地图上，俗称“中东”的是一片从地中海东部到波斯湾的广袤地区。它包括几乎整个西亚和部分北非，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人类历史上的两大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文明。而在政治和宗教版图上，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中东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又因多数国家信仰伊斯兰教，中东地区也被称为穆斯林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的古文明发源地，却是留给了世人“中东即战乱”的负面形象。它是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大本营，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逊尼派的哈马斯、什叶派的真主*，到被“基地”除名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激进恐怖组织的不断进化，加剧了不同民族和宗教派系之间的仇恨，进而推动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
在中东，怒火、杀戮与死亡无处不在。而愈是战火纷飞的危险地带，往往愈是记者、人道主义者和国际和平人士的冒险之地。不同国籍、不同肤色和不同信仰者追逐烽火而来，努力按照内心的声音传递战乱区的真实面貌，部分人则不幸长眠于此，或误中枪火，或因长期驻留在贫铀弹辐射灾区染病而亡，或被激进组织绑架乃至杀害。
年8月22日，民众聚集在纽约时报广场，纪念上月19日被ISIS杀害的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
年8月19日，法新社和美国《环球邮报》自由撰稿人、41岁的詹姆斯·福利（JamesFoley）跪在沙漠中被ISIS极端分子斩首的视频，震惊了世界。
进入9月，与福利一起被关押的另一名美国自由撰稿人史蒂芬·索特洛夫（StevenSotloff），亦被ISIS斩首。
两名记者先后被害，“标志着叙利亚内战以来暴力记录再次陡然升级”。年8月26日，常年往来于加沙、埃及等地做纪实摄影的德籍华裔摄影师陈琬说。根据国际保护记者协会的不完全统计，福利是年第33位被杀的记者。已知36名遇难者中，三分之二遇害于中东的叙利亚、加沙地带、利比亚、巴勒斯坦、黎巴嫩等战乱区。上一年，全球则有70名记者死于非命。
自年美国记者艾塞亚·托马斯第一次记录下列克星敦和康科德之战后，人类历史上的历次战争都有战地记者的身影。进入21世纪，恐怖组织的出现，模糊了作战对象的身影；社交网络的普及，让战地报道的身价发生了变化；传统媒体的衰败，专职战地记者数量大幅被削减，使福利和索特洛夫这样的自由撰稿人成为战地报道的生力军。
他们未受雇于任何媒体，自愿来到战场，随时可以离开，但他们克服内心的恐惧坚守在了各自认定的新闻现场。
从“饭店战士”到自由记者
“海外记者更多的是自由撰稿，约占85%。”8月28日，福利曾经的合作伙伴，26岁的美籍华裔摄影记者妮可·唐（NicoleTung）在电话中说。
在她印象中，媒体的正式雇员一般只空降几天，但自由撰稿人会驻留相当一段时日，对当地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和了解。相比于专职记者，自由撰稿人获得更少的支持，需要自付保险，自行配置设备、急救装备和卫星电话等。如果被绑架，出面与恐怖分子谈判的，往往不是公司而是家人和朋友。
唐和福利同为自由撰稿人，相遇于年的利比亚，之后开始合作。福利被绑架前夕，他们在叙利亚阿勒颇老城居住了一段时间，想记录这座年前就已连接亚欧的商业中心被摧毁的故事。已返回纽约的唐沉浸在失去队友的悲伤中，至今找不到继续完成这个项目的理由。
年感恩节那天，福利在前往与妮可·唐会合的途中被4名蒙面的叙利亚叛军用枪指着带上车，一年后唐才知道，他被辗转送到了ISIS手里，后者向美国政府索要1.3亿美元赎金。显然，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这不是福利第一次涉险。年春，福利与另外3名记者被支持卡扎菲的武装力量囚禁，44天后才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重获自由。
这段经历让福利感觉到恐惧。离开卡扎菲的监狱两周后，福利曾回母校美国西北大学演讲。他看上去神情阴郁，说：“战地也可以很安全……但你必须得有经验，得非常小心……我们没有接受过什么培训，所以悲剧发生了。”他接着说：“我们没有死在卡扎菲的牢里，纯属幸运。你要么改变行事方式要么再别上战场，这不值得让你付出生命……不管是那些浪漫主义情怀，还是你所尊崇的道德，都不值得让你付出生命。”
但是次年6月，热爱战地报道的福利又出现在叙利亚内战现场。妮可·唐说，自由职业者往往认为前往战场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大多数人做（自由撰稿人）是因为激情，而不是为了钱。”
香港人张翠容堪称战地自由撰稿人的先驱。年至今，从东帝汶、科索沃、加沙、巴格达、叙利亚到乌克兰，这位身形娇小、纤瘦的华人女记者几乎走遍了战乱区。她目睹了形形色色的记者，也见证了战地记者的世代更替。前往战地者，有些为成就名利而来；有些则抱了替自己国家赎罪的心理，希望为当地人发声。张翠容认为，二战后英法等国出于各自利益需要，未能考虑宗教派系，胡乱划分中东国家的边界，导致了现在的一系列问题。她认识的一些西方记者因此对中东有所抱愧。
在她记忆里，年第一次冲到战场时，科索沃还没有几个独立记者。“当时还是传统战争，塞尔维亚和北约打，大媒体派出记者做报道。”这种模式延续了多年，记者隶属于某家媒体，跟随军队出征，越靠近战线，越容易成名。如同二战期间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那句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卡帕41岁时在越南战场上死于地雷。
年的海湾战争，带给战地记者些许新的变化。传播学者展江在《战地记者——媒介时代的英雄》一文中提及，导弹空袭敌方是这场战争的基本战略，由于没有两军对垒，记者们不再随军行动，而是留在酒店观察导弹攻击和飞机轰炸，被称为“饭店战士”。
进入21世纪，战地记者和战场报道都被彻底改变。“这不是国家对国家的战争，是国家对组织的战争。这些恐怖组织来如风去如电，与谁谈判也不知道。”张翠容说，对传统媒体而言，报道战争的风险将因情况难以预测而增大；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一些前往战地做和平运动的西方年轻人发现，写博客或Facebook能产生极大影响力，自由撰稿人随之涌现。
年在伊拉克战争现场，张翠容曾经遇上这样一位美籍阿拉伯人。他辞去朝九晚五的工作，拿了美元就跑去战场，会说阿拉伯语给他的采访带来了极大便利。他于是建立博客，凭借在村庄中采写的独家报道获得极高点击率，进而在博客上呼吁捐助采访费用。他依靠捐款生活，最后被半岛电视台雇用。用张翠容的话说，他相当于把“经营记者变成一门商业”。这名美籍阿拉伯人提供了一个很难被取代的成功范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甘冒危险，前往战地累积经验。
妮可·唐在利比亚也遇见过一些年轻、经验匮乏的人，因想出名而前往战场。“我们称他们为战争旅游者。”她继而说道，“很多人工作都不考虑危险，让别人生命受到威胁。”
虽然并未受雇于某个媒体，自由记者仍需要专业技能和培训。福利大学毕业后做过几年老师，之后重返学校，学习写作和新闻报道，包括战地报道课程。年，35岁的福利从西北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很快赶往伊拉克进行战地报道，此后几年内辗转于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和叙利亚。陈琬是柏林自由大学传播学硕士，年去往加沙地带前，在西班牙格拉纳达的沙漠中接受过战地摄影特别培训。而对战地经验丰富的张翠容来说，进入战场前与同行聊天时她定会务实地谈论装备、评估风险，以及拟定对策。
生命与报道的边界
频繁爆发冲突和战争的中东地区是一个吞噬生命的巨大黑洞。恐惧和死亡无疑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张翠容的观感里，比如伊拉克人很少会就此表现出歇斯底里的愤怒，那种精神状态只会在公开的示威游行中出现。
对她来说，最为难受的是昨日尚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朋友，次日可能阴阳相隔。理查德·威德（RichardWild）、阿里（TariqAyoub）与她相遇于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当时约旦首都安曼云集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战争爆发前初为人父的阿里先任英文《约旦时报》记者，后为半岛电视台工作。他对电视工作存有幻想，寄望“半岛”发出阿拉伯的声音；为英国第四台制作特辑的摄影师理查德那年才24岁，这位拥有一头漂亮金发的剑桥大学毕业生，被人揶揄时总是羞涩地微笑。然而战争爆发伊始，美英联军便炸毁了半岛电视台驻巴勒斯坦办事处，理查德则遭人从后面开枪射中身亡。
中东战争的残酷性由此显现。张翠容说，国家与组织间的战争没有传统的大后方，可以允许记者和老弱妇孺者撤退至安全地带。“踏出这一步，我或在另一个地方，或是死掉。”一名难民在科索沃边界对她说的话，令她想起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一部作品。影片中士兵质问记者可知什么是边界，然后把脚伸出悬在界线之上，说出同样的一番话。
对奔走在战地，死神时刻会降临的张翠容、陈琬、福利、唐等人而言，生命何尝不是如此。陈琬说，喝酒后的战地记者通常会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只是之后仍会回到战场，“直到你无法和这种感觉相处”。
年8月26日下午，北京草场地得色空间，德籍华裔摄影师陈琬向来访者介绍个人纪实影展《慢车去加沙》。图/尹夕远
陈琬对专业战地摄影记者培训深怀感激。这个培训要求记者每天做大量体能训练与实战训练。比如突然发现走进了地雷区，如何安全离开；偶遇军队，该如何沟通；跟着政府军去拍摄他们和叛军交火，如何让他们掩护你，如何走位；如果有通道，永远不要站在中间，因为有火箭弹会直接打到你；如果《纽约时报》找你要照片，要在5分钟内整理出一套照片，并且迅速写出完整的信息点；还要学会包扎伤口、做担架、和直升飞机联络。
张翠容对此并不在意。“受过专业培训又如何，要出事就出事了。知道吗？看你的运气。”8月28日，在北京朝阳区建外SOHO一家咖啡店，她如是说。
张翠容说，自己战地生存的技巧就是“柔性”。“有些西方记者，特别是男的，穿戴避弹衣和头盔，好像去打仗一样。可我穿着裙子、戴着耳环，这样可以减低他们的敌意。”她大笑道。
无论面对伊拉克新旧政权更替时期驻守在边境的美军，还是东帝汶民兵、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她释放善意和关心，努力平息那些人一触即发的仇恨和怒气，使人性回归，“他们面对我就像面对大姐、大妈一样，什么都软化了。”
然而，危险有时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逼近。年是张翠容战地采访生涯中最为险峻的一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空袭不分本地人还是外来者，亦不分军民；此外记者们还要时刻担心以色列情报人员的威胁或绑架。若是采访了不知是敏感人物的报道，或报道中含有不利于以方的内容，记者很有可能被当成可疑人物。张翠容曾目睹一位美籍爱尔兰记者因类似的理由被以方扣留。
以生命为押注所做的战地报道，在张翠容看来也很难做到中立客观。进入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的外来记者，无一例外会受到宣传官的热情接待。年7月，陈琬跟随一个亲穆斯林的西方代表团进入加沙地带时，哈马斯的外交部、文化部两名官员全程陪同采访。有一次代表团被带去加沙农村拍摄一个平民家庭。哈马斯官员告诉陈琬，这个家庭的房子是村里最高的建筑，年10月在交火中被以色列定点摧毁。哈马斯说这是一个无辜平民的故事，可她多聊几句后便发现，那个建筑当时已被哈马斯征用，属于军事设施。
“他们需要我们在西方发出声音，很配合我们的工作。”陈琬说，“这算是一种宣传，我要在里面寻找平衡，一方面和他们保持好的关系，一方面保持清醒。”
作为团内唯一的纪实摄影师，她拍摄了这个故事，和哈马斯官员有了合作关系，从而有机会前往一些外国记者难以抵达的地方，包括加沙和开罗边境成千上万条加沙人开凿的走私通道，通道内甚至能够容纳大型卡车进出。
在叙利亚，谈论政治则是禁忌。张翠容曾在叙利亚邮局传真稿件，原稿被没收备查；采访作家穆沙维（WalidMoshaweh）博士时，新闻局还专程派出翻译同行。
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地方武装组织，主观意图都希望外来记者能为其所用，替其宣传主张。“所以要有警觉性，他们讲他们的版本，可你不要表达立场，要把握自己的方法。”张翠容强调，事实与真相其实不分东方西方，作为一个记者，要站在人的角度去解读事实。
暴力面具下的复杂中东
今天的以色列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西部构成了巴勒斯坦地区，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意义重大。地区内的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最神圣的圣城，也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城。19世纪末，犹太人兴起复国运动；年，离开巴勒斯坦多年的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并在年成立以色列国，获得了联合国承认。阿拉伯世界对此不满，中东战争的序幕由此拉开。
至今，在地中海东南岸的这片狭长土地上，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并使众多邻国卷入其中。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是一个枪炮、军队、人肉炸弹、蒙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构成的过度简化的世界。鲜有人去怀疑这一切，但暴力面具下的中东，事实上拥有众多被大众传媒遮蔽的、不为人所知的丰富面向。
张翠容采访过平民、中东作家、和平组织人士；在难民营吃过饭，去过戈兰高地；也接触过巴解组织及其领袖阿拉法特，哈马斯、真主*、社会复兴*等激进组织负责人。行走中东地区多年，她看到的除了惨不忍睹的有形损毁，还有停顿的经济、被破坏的生活、对尊严和意志的打击。
巴人武装组织令外来者油然生怖，但哈马斯几乎是加沙人生活的一部分。医院、大学，加沙被围困时期还向当地人提供援助。人肉炸弹在哈马斯领袖扎哈尔眼里是殉道之路，全民皆兵的以色列没有无辜的受害者，甚至包括在以色列工作的中国劳工。张翠容说，这些武装组织的确恐怖，非常极端，而这源自他们处于一种极端的环境，所有人其实已经被扭曲。
“绝望的环境下，死亡受到歌颂。解决的办法不是以色列沙龙政府的以暴制暴的集体惩罚，也不是巴人自治政府不断推卸责任的态度，而是通过共同努力为黑暗的占领区打开一扇窗口，让阳光透进来，带来生命的信息，令激进思想无法生根，激进组织失去群众。”张翠容在《中东现场》一书中道出了自己的省思。但这仍取决于巴以双方、记者以及其他国际和平力量的努力。
战争阴影过去，黎巴嫩人立马开始克服障碍、重建家园的努力。即使在年7月战火重燃后，饱受空袭的贝鲁特居民仍坚持一种正常的生活。半个世纪的战争和以色列的边境封锁，让加沙地带物资匮乏。加沙城一到夜晚就彻底沉入黑暗，只有居民家的应急灯散发出零星光亮；大量房屋因缺少建材停止修建；汽油匮乏，以至于街上难得看到一辆开动的汽车。但在陈琬的镜头下，孩子们捧着应急灯在漆黑的街道上玩耍，两名穿西服套装的律师坐在一栋因物资匮乏而烂尾的楼房里工作，加沙城中贫民窟的居民骑马出行，每晚都有导弹落下的沙滩上，白天有人在游戏，一个高大俊美的男人在沙滩上玩后空翻。加沙市中心有一东正教堂以及拥有人的东正教社区，与穆斯林社区和平相处。
年，第一次接触战地报道的陈琬，在开罗游行者聚集的解放广场上拍到两个举着西瓜刀互砍的男人。但给她授课的马格南摄影师删除了这些照片，强迫她到广场两个街区外的地方拍摄。“两个街区之外，有人倒在地上午睡”，这让她看到了战区的真相。她意识到，战争的暴力冲突只占据了小小角落，日常生活才是最稳固的部分。
巴勒斯坦著名诗人穆罕默德·达维什（MahmoudDarwish）的诗见证了一代巴勒斯坦人亡国苦难以及流亡的虚无感，但他也是一名抗争者。面对张翠容，他表情严肃地问道：“对我们而言，爱是如此困难，这个字在我们的语言中好像已经遗失了。如何去爱你的敌人？”
在张翠容看来，巴人和以色列人自掏腰包、合作成立的大量和平组织，某种意义上是对达维什沉重问题的答复。巴以民间人士携手打破仇恨，宣示非暴力手段在这个充满暴力的地区仍有作为。“拉比（犹太教神职人员）为人权”成员、以色列左派吉若米在垃圾山上为巴人小孩创建了一所学校，让他们首次尝到了读书的滋味；而在耶路撒冷一间酒店内，一位以色列人和一位巴勒斯坦人拥抱在一起，为他们遇害的亲人痛哭，然后向对方说：“我感受到你的痛苦。”
张翠容说，透过这些组织她从悲观里头看到了一些乐观，因为只有人民的态度改变了，然后才会影响政府。
她经常引用一位犹太拉比的话。“他说，以色列人回到巴勒斯坦土地，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说这是神应许他们的圣地，所以要回去。可是这位拉比跟我说，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两千年前为什么会被神赶出这个圣地？是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这趟回来了，如果继续犯罪，仍可能被赶出去。神应许的圣地，真有神的祝福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跟其他人分享？”
陈琬在加沙老城迷路时，一名能讲流利中文、往来中国经商的阿拉伯老人帮助了她。他的3个儿子，如今分别在加沙、义乌和广州定居，并娶当地女子为妻。即便每天晚上以色列人的导弹都会飞往加沙这一侧，这位老人仍然选择搬回加沙。
他甚至表示更喜欢以色列政府，因为税率是固定的。“你没有在媒体上读到过这样的故事”，这次偶遇让陈琬倍感惊奇，“一个社会总有很广的光谱。”
火种
烽烟之地的中东，因詹姆斯·福利、索特罗夫等众多战地记者的贡献，战乱区的公众形象变得日益丰富和立体。整个八九月间，网络上、饭桌上，以及私人聚会上，人们对这位勇敢战地记者及其行为的讨论始终不曾中断。生命与报道之间如何平衡，以生命为代价是否值得，正是战地记者们反思的中心。
对福利来说，被绑架过后再度返回中东绝非一时冲动。他曾公开说，心里好似有一支魔笛，不时吹奏起来，令他不禁回到中东地区去犯险。从他生前在推特上留下的记录看，福利心中的魔笛即为真相，工作的意义于他而言是“（提出）很多问题，没有答案”。
人们能在其行为与既往经历之间建立起某种对接。福利出生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富裕家庭。其启蒙老师、西北大学教授StephanGarnett说福利是他见过的最温暖善良之人。在芝加哥求学期间，福利与同学曾对当地重污染企业非法排放进行调查，然后在采访企业老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有多少人因工厂受到了损害。福利也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