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哲学是关乎人生的，文学有哲学之思想，也写人生。学习中国的诗词，首要学习人生。
人生与环境分不开，不同的环境塑造了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人生拥有不同的气质。天下人的气质便是一个时代的气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中国的主体是农业文明，文学多以歌颂劳动开端。
以前，初一十五，人们纷纷拿自己的东西出去售卖，至今许多村子还保留着“赶集”的习俗。要知道，超市就是超级市场，不仅卖的东西更多，售卖的时间也更长，再不论什么初一十五，哪一天需要就哪一天去。超市是现代城市的新鲜事物，以前的村子里是不会有的，寻常小货的售卖购买也经不起这样高昂的成本。
旧时候的集市，有买卖物品的，也有买卖“本事”的。喊出几句调子润桑，吆喝声起，周围的人甭管买与不买，卖与不卖，总要回头看上几眼，本来没有列在计划上的购买事项，也要重做盘算。
老舍先生曾写《老北京的吆喝》，可把吆喝声写活了，你看老舍先生说：“老北京沿街叫卖的小贩，其吆喝声清脆婉转、抑扬顿挫，尤其是应时各货的吆喝声，更为悦耳……”
如今吆喝声越发少了，一次在书房阅读，听到屋外叫卖豆花，虽未敢腹中饥饿，也去买了份品尝。究竟欣赏吆喝，还是品味豆花，想来，都有吧。
号子从古到今，由声入心，明快简练，意蕴丰富，老天爷可没闲暇听下面的人长篇大论，吆喝也不易冗长不休。
劳动的人喊起号子，仿佛身上多了不少气力。如今我们也常喊号子，增加力量。这能耐必要传下去，传给孩童们、少年们。号子从劳动中来，增加了美的享受，是谓长句短句，是谓诗词。
生活中少不得明快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讲出来浅显易懂，大家都爱传颂，这样的句子有广大的受众。大街小巷的宣传标语，哪个不是言简意赅，唯恐不干练。这类口号可以依托文字，也超越文字，不识字的人依旧妙句连连。
远古时期，人们劳动更加依靠力气和运气。力气小了，许多人一起劳动，喊起号子，增加节奏，劲儿往一处使用。喊着喊着，心也跟着想到一块去了，后来文学里诸多意象，或清高之竹，或傲霜之梅，是在漫长劳动中由自然之状态转变为社会约定之文化。
崇尚劳而所得的文明都充满了号子，也就充满了诗歌。听华夏远古时候的人们，开始吟唱，或赞叹，或鼓舞，一位老者唱道：
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首远古民谣名曰《击壤歌》，西晋皇甫谧创作的史书《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帝王世纪》是本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一部史书，所叙上起三皇，下迄汉魏。清人宋翔凤评价其说：这本书里的内容虽不乏迂腐怪诞、难辨真伪的说法，但也博采众家之长，斟酌取其要领。史料价值很高。
我们姑且不论这本史书中的记述，但就这首古歌谣稍加评述。
《击壤歌》也许是中国歌曲之祖。
清人沈德潜《古诗源》注释说：“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
《击壤歌》的内容浅显易懂，也更像劳动大众所创。劳动大众种田业余写诗，写诗为了歌颂种田。陶渊明种田写诗，业余种田，田种得辛苦但不好，“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结果呢，“草盛豆苗稀”。沾染了乡间泥土气，写出的诗有了自然气息和平易近人的味道。
太阳出来劳作，太阳落山歇息，比陶渊明的“带月荷锄”悠闲一些。《击壤歌》唱的是真农民，真劳动，知道种田有方法，不靠蛮力，不必晨出夜归，草盛苗稀。
凿井取水，耕田种粮。老百姓的生活如此自给自足、衣食无忧，是多么美好的时代。我小时候，家里还有水井，用水了就一桶一桶往上打水。后来，有人发明了压水井，有一长柄，上下压动，气压力会让井里的水沿着管道流出来。那时候的水是需要劳动换来的，珍惜水便是珍惜自己的劳动，众人真没几个愿意浪费水的。
诗的最后一句颇有深意。据《帝王本纪》所载，“帝”指的是尧，“帝力于我何有哉”，我依靠劳动生活，尧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四千年前的老翁已经喊出了“劳动光荣”的口号。
凿井就有水喝，耕田就有粮食吃。这看似简单的事情千百年来却是极其艰难的。劳动有所回报，现代人司空见惯，以前呢？唐人秦韬玉《贫女》诗后两句：“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深恨年年手里拿着金线刺绣，都是替富人家小姐做嫁衣裳。压金线的女子当嫁未嫁，劳动人民的劳动换来的不过是寄人篱下，与人嫁衣。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亦如此：“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劳动人民渴望劳动能换来更好一些的生活，再多的付出，在剥削者眼里也只是随意打发便罢了。可见，劳动人民是不怕辛苦的，痛恨的是劳动而无所得，珍贵的劳动成果被窃取。
四千年前的《击壤歌》和19世纪的《国际歌》有了相同的意蕴。
19世纪，世界各地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年，欧仁·鲍狄埃作词，年，皮埃尔·狄盖特于谱曲，写成歌曲《国际歌》，有这样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跨越四千年的共同呼喊，劳动人民的力量是多么伟大。那“苦恨年年压金线”的贫女，“心忧炭贱愿天寒”的老翁，希望的也不过是自食其力、自给自足。
远古的歌谣歌颂了劳动的力量，蔑视了“帝王”的作用。诗究竟写了什么？诗是人心中渴望的，追求的，坚信的，有蓬勃的力量，化作巨大的悲哀或无尽的恣意，喷薄而出。诗从诞生起，加诸了许多人们的美好愿景。诗言志的传统古来有之。
当然，诗不全来自于劳动，人们的生活不全靠劳动，还需要运气。多少辛苦付出，一场天灾便顷刻烟消云散。
劳动依靠号子合力，运气要靠老天爷和对自然的观察和总结。
经验之谈是一种不完全归纳，经验总有漏网之鱼，安能百试百灵？寻常的日子虽多，干旱洪水，地震瘟疫，无从预测，只能惶恐，或迎难而上，如大禹治水之功；或落荒而逃，如“诺亚方舟”众生。
惶恐之时，思量灾厄缘由。上不了天，入不得地，只能靠猜测，莫不是老天爷发怒，人们跪拜祈求原谅。我们可假想，在遥远的人类先祖时期，干旱来了，万物焦枯，一片赤土。尚有活路之时，总要怀揣一点期望。
这点期望化为行动，有了祭祀的模样。天高高在上，降下天灾，天底下的人不能理解，天为何不仁义，“以万物为刍狗”？人们相信，天的意志，是寻常人无法沟通和解释的。怎样沟通和解释呢？又或者说，如何沟通和解释天会更加愿意接纳，对上天的猜测也就从敬畏和期盼衍变为神秘莫测的复杂仪式和祈祷。怎样的祈祷天喜欢？琢磨久了，将生活上的经验、心里的期盼编成顺口的句子、混上好听的调子，成了祷告必要的“咒语”。
人理解不了天，巫者利用寻常人理解不了天取得了与天沟通的特权。不论他们是否真的与天通上了话，至少，看来像是，希望不就多了几分吗？何况，还有许多伪装成法术的自然现象。学过自然科学的人都要知道些，总有一些物质放在一起，会产生冒烟生火、结冰变色等诸多异象。异于寻常的现象在如今也让人大为好奇，远古时候，不得诚惶诚恐，顶礼膜拜，口中喊出了一类称赞上天和巫者的号子。
《礼记·郊特牲》记载了这样一首歌谣：
土反其宅，
水归其壑，
昆虫毋作，
草木归其泽！
这首《蜡辞》又被称为《伊耆氏蜡辞》。蜡辞（蜡读如乍），这是一首古老的农事祭歌。伊耆（读如齐）氏，有说就是神农氏，是掌管祭祀的官吏，也有说是指帝尧。
周代十二月蜡（腊）祭祝愿之辞，古人每年十二月祭祀百神，感谢众神灵一年来对农作物的福佑并为来年的丰收祈福，称作“腊祭”。我国社会长期维持在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阶段，腊祭的习俗至今还在我国农村的一些地方保留着。
我们现在的许多祭祀仪式，一些是来自宗教，更多的是服务于生产。我们不去细说，说一说这首诗。
读其字句，像是人们对自然的命令，是咒语。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见识过或是经历过自然灾害，如今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也并不能解决自然灾害，何况几千年前的人们。
我们的词语里，有许多渴求自然的例子，例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常与其对应的便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生产生活才能维系，民衣食有安，国家方能稳定。
农业生产需要的是什么呢？除了人的劳动外，还需要水土合适，无有害虫害草侵袭。如今在城市里生存，是不需要每日辛苦耕作的，我们的社会劳动分工，各有各的岗位。然而乡土气是与文化相连接着的。
我们现在所谓乡土，多以为是与“时髦”相对应的“老土”。中国的文化与农业是分不开的，农业离不开土地。安土重迁的精神即使到了现在也依然塑造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每年中国的春运都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南来北往，无数的人背井离乡去讨生活。到了春节，又希望返回家乡共聚。这就是中国人的乡土情结。与挺立的树一样，枝叶伸展出去，是生长，根系紧紧抓着土地，是命脉。乡土不是老土，是有根基的文化精神。一味地追求时髦，也只能“乱花渐欲迷人眼”，成了时髦品的模特。
回过头来，这首古歌谣正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分别从土、水、昆虫、草木四个方面提出祝愿。
首句“土反其宅”。“反”，同“返”；“宅”，居住的地方，这里指原地。句意是说“土返回它的原地，是希望田土不流失”。也有说是祈求用于蓄水与障水的堤防安稳、牢固的意思。
我国的西北、北方、东北有大面积的草原沙地。每年春天，西伯利亚冷风卷集着沙尘铺天盖地而来。为改善生态，年中国政府开始了规模宏大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工程期限为73年。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三北”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读书时有北方的同学说，“昔日光秃秃的山和沙地，全绿了。”
如今的科技水平与几千年前想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治沙治土仍然需要几代人不断地努力才有所成就，以前的人们渴望自然按照人的意愿，“尘归尘，土归土”。
古歌谣的第二句说“水”，希望“水归其壑”。“壑”，指洼地。水流向它的洼地，希望水流不要泛滥成灾。洪水无论是哪个时代的人都应该不陌生。
第三句说“昆虫”，希望“昆虫毋作”。这里的“昆虫”，多指螟、蝗等农作物的害虫；“毋”（读如无），不要；“作”，兴起。这一句是希望昆虫不生，免除虫灾。
最后一句，希望“草木归其泽”。“草木”指危害庄稼的稗草、荆榛等植物。望草木返回它们的沼泽地带，不再危害庄稼。
这是对大自然的咒语，沙尘四起，河堤决口，大水泛滥，土地被淹没，昆虫成灾，田地荒芜，眼看收获无望，在原始宗教意识的支配下，先民们企图靠着这种有韵律的语言，来指挥自然，改变自然，使它服从自己的愿望。当祭祀的人和起节律喊出祭辞，人们愿意相信自然能听到他们的祷告。
这诗写对自然的期望，是真诚的。用号子喊出希望，唱和起来，增加了文字之外的力量，人们爱听，传唱得久和远。
诗，从一开始是要包含“大愿”的。诗里，装着苍生。
在《诗经》里，“颂”的部分延续了《伊耆氏蜡辞》的传统，用于宫廷宗庙祭祀祖先、祈祷和赞颂神明之。
诗中的苍生，不能只有神明，否则，它将沦为宗教的附属物。诗所写的苍生，也包括每一个人，贩夫走卒，文人大夫。
《诗经》里关于“雅”和“风”的部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伦理、天文、地理、外交、风俗、文艺。诗是经世致用的。
透过历史，我们仍可以想象，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天子派来的采诗官摇着木铎，收集民间的土谣、风谣，记录宴会典礼的乐歌，汇聚成《诗》。
诗的传统，我们终于知道许多了。诗是号子，简洁明快，能够传唱；诗必然担荷着天下苍生。
伟大的担荷不会抛弃人类的私情。诗，也写爱情。
《诗·国风·周南》，有《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民间的歌，唱出的是平民群众的心声，唱出的是百姓对生活的体验。动人之处在于真诚和朴实，在于毫无浓抹掩饰。
爱就是爱，不需要藏着掖着不敢见世。豆蔻少女怀春，翩翩少年动情。相见，怦然心动，歌唱……
这也是诗，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写美丽善良的姑娘，是君子追求的好对象。
诗，是文学的童年。《诗》是诗的童年。诗，可以歌，击节唱之，无论是祈求上天，赞扬生活，亦或是书写爱情，都是纯真的。
童年的诗需要衍变，衍变意味着成长，意味着修饰。童年的诗没有好坏，都是本真，修饰之后，有了雅俗浓淡之分。
幸好，历史经过了无数次的筛选，仍为我们留下诗现在的面貌。我们不妨乐观地想，那些从古至今出现过的人，已经舍弃了不可称之为诗的诗，现存的皆值得我们探讨。
怀着敬畏之心学习，所获必然广大。
我们体谅了诗，推举着诗向前走的是诗人。
诗词之间，有许多大人物让人钦佩。我们从未见过他们的样子，遥遥地透过千年历史和些许文字领略前人风采，已然感动。有人问为何去学古时候的文词，因为历史在那儿，屈原、陶渊明、杜甫、辛弃疾在那儿。寻常人写作，用手和笔，他们用生命写诗。
用生命写诗，非是不珍惜生命，慎重地说，是极珍爱生命和他的价值的。用生命写诗，因为寻找到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诗有高峰，必然有低谷。经历了一整个盛唐，往后的时代需要做出一些改变，否则只能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
广义地说，诗和词以及后来的曲都可被称作诗。如同现代诗一样，整齐划一的句式不是区分诗和散文的唯一标准。
胡适说：词即宋人新诗。此说甚有眼光。一句话便把诗说活了。我们知道，生活中的一切，若禁锢住，只让其在圈子里横冲直闯，一切气力早晚用尽。唐诗成就一高峰，是后人之无尽瑰宝，也是难以逾越之顶点。宋人非另辟蹊径，方能成就。词是个好契机。
古来传统，诗言志。宋，疆域不及汉唐之广阔，到南宋只余半壁江山，官家称臣纳贡心安理得。文士们心头怨啊，往日被称作北狄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朝廷约为兄弟，其后更侍奉其为君父。天下不再是过去的天下，是半壁江山。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不复存在，民族优越和文化优越备受打击，“以天下为己任”“任重而道远”的鸿鹄之志从何谈起？愿而不得，则生怨矣，都将情诉与笔下了。
诗言志，志向高贵，需要符合当时的道德伦理，把志向抬得更高了，高到终其一生也完不成。言志的诗写胸中怨怼，不敢说得张狂明白，藏着掖着，端起架子，宋诗之广博和真诚便打了折扣。
词是个好题材，是唱词，写给歌女们唱的，是燕乐的歌辞。多由民间传唱，文辞欠缺典雅。士大夫以词卑，瞧不上词。到了宋，很多人编写文集，不把词放进去。陆放翁编进去了，但也放得扭扭捏捏，说：“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志吾过。”（陆游《渭南文集》卷一四《长短句序》）。意思是说：我小的时候年轻不懂事，所以就写了这些歌辞，我现在非常后悔……
心里瞧不上，填词，少了道德和志向的重负，反将“情”之一字彻底展开了，写了真话。
虽然瞧不上，还是写了，写了很多。文人词从温庭筠开始。五代十国的时候，后蜀的赵崇祚编了一本《花间集》，序文说：“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意思是这本集子汇集了近来有文化修养的诗人的流行歌曲填写的歌辞。
最开始的文人词，温庭筠写“懒起画峨眉，浓妆梳洗迟”（《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写“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菩萨蛮·水精帘里颇黎枕》）。
温飞卿的词句里尽是美丽的女子，美丽的场景，绵延婉转，重重叠叠，不止不休。美丽的意象似一滴浓彩在清水里晕染开来。
词也有大风采的句子，苏东坡端正起来，也超脱出去，写“大江东去”、“十年生死”，也写“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用尽肝胆，有了教化的作用。词从写莺莺燕燕、灯红酒绿超脱出来，化而为诗，言起志向来。
辛稼轩专写词。他就像生铁铸成的，刚劲，不能折，折之易断。他的故事，他的文学，都是天才的。他是旧文学的革命者。革去旧命，我们用新眼光看辛稼轩，俨然他笔下的词就是新诗了。
文学形式，随着时代衍变，必然有时代的气质，也将歌颂一个时代最丰盈和最欠缺的记忆。词是新诗。诗是旧诗。二者一新一旧，有所不同。知其不同，能知其特色，对比着看，许多不易察觉的特点也就一目了然了。
旧诗和新词究竟何处不同？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和词有如此大的不同。宋不如唐之境阔，唐不如宋之绵长。唐宋诗词也显露着两处王朝的风格。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从此句出发，我们可对比出中国诗词的一些美感特质。
诗，吟唱一种人类，一种生活，一个时代，诗人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荷，既担荷天下众生，也担荷私家儿女，担荷可喜，也担荷可悲。
诗人深知世界之广阔，不以己悲，以天下悲。诗人的悲不是悲伤，是将天下人放在心上的沉重。
词，从五代温庭筠开始，从“以美为美”，逐渐有了担荷之精神，也将成就诗的高度。
唐诗宋词，至此有名。
诗，可歌。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有教化之效。
词，可歌。每咏来，有所得，有所失，由此及彼，想入非非，“惆怅还依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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