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江湖是什么？有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心就是江湖。无恩怨不出豪杰，无波浪不成江湖。一千个不同的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对江湖不同的解读。
江湖最早的词语涵义是地理范畴，指的就是“江河湖泊”、“三江五湖”。江和湖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概念，疆域内走向比较固定的水道河流称之为江，陆地中相对封闭的水域称为为湖。
古时的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中国的农耕文明是一种有别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文化类型，“男耕女织”的定居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华夏民族，栖息劳作于由江河湖泊灌溉的辽阔而肥沃的原野间，定居农业的优越性使得先民对于土地产生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
早在距今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时期的尧帝时代，就流传着描述当时农村最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先民咏赞美好生活的歌谣--《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古人崇拜自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古时先民希望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追求安居乐业、安宁祥和，所以对赖以生存、滋养万物的土地产生着质朴的感恩情怀。《易经》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对土地的深深眷恋，使中华民族养成一种“故土难离、落叶归根”的传统习俗，所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描述了远古先民们理想中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图象。
在这种社会理想下，远古先民的渴求仅仅是，男人们在成年后分得一块土地，耕种务农，娶妻生子，自然民风古朴，国泰民安。《商君书·农战》中云：“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春秋时期，土地多、人口少，土地与人口的比例还比较均衡，虽然周天子的权威一落千丈。但周天子以“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强大的诸侯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势力，战争相对温和并遵循战争规则。
按照魏晋时期的史学家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记载，公元前年前后为万人，公元前年前后为万人，公元前年为万人。到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铜和铁器的应用；牛耕得到推广；水利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商业、手工业及大批城市兴起等等。春秋后期，东周列国总人口已达万以上。
到了战国时期，中国总人口在高峰时很可能已经超过万人，人口指数型增长和土地的有限供应，造成了尖锐的矛盾。如《韩非子·五蠹》所言：“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正说明人口的剧烈增长和人均地理财富占有量的下降，必将引发激烈的战争。
战国时期，实力雄厚的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开始的为占有土地和物质资源而发动的兼并战争，便与春秋时期的奴隶主阶级的争夺霸主地位，有着本质的区别了。所以战国就出现了孟轲在《孟子·离娄上》中所说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的残忍好杀的战争场面。
随着战国七雄局面的正式形成，原本分散在各家诸侯手中的土地人口财富，都集中在了少数几个诸侯手里。资源的集中使得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也急剧上升。在彼此间不断的激烈攻伐中，如何谋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富国强兵成了各国决策层的首要考量目标。
要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就必须要实行变法，变法的核心就是将劳动者固定到土地上，而要实现土地快速积累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掠夺更多的土地，掠夺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径就是战争。所以，战国时期战争频繁，争夺的重点就是土地。
当土地逐步集中在封建大地主手中，从而成为控制人民，储备战略物资，对外展开掠夺战争的最有效的工具。土地的性质也就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战国时期一些王侯由奴隶主转化为地主；大量军士因军功而得到土地成了地主；个体农民中也有分化成地主；买卖土地而占有土地的商人也成为地主。一些逃亡奴隶和奴农以及贫苦平民等成为新的被统治阶级：自耕农、佃农、雇农、手工业者等。
这与小国寡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除少数行商走贩、士子外，大量的个体农民作为劳动者不得不终身依附于土地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对抗开始出现，是封建制阶级关系的出现的开始。战国时期也由此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开端。
身处战国动乱之世的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子对当时政治黑暗的社会现实深感失望,转而追求精神上的逍遥自适和人格独立,成为中国古代隐逸派的代表人物。
庄子在《徐无鬼》篇中指出新兴地主阶级“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庄子更深刻体会到渺小个人在社会变革面前的无能为力，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关系的变化将带来“人为物役”的现象，“丧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庄子·缮性》）“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丈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庄子·骈拇》）
庄子期望自劳自获，不受干扰的自然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庄子《让王第二十八》）
庄子更是借盗跖之口坦言主张回到远古时期男耕女织、衣食自足、土地自由的古朴生活状态，“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庄子·杂篇·盗跖》）
封建地主阶级的出现、土地性质的转变，也使得庄子认清了依附于土地的不明智，不自由，于是将思绪及目光投向了中华大地陆地上的另一种存在形态：江、湖。
在陆地上，土地生五谷，山林生鸟兽，江、湖生鱼虾。然而，土地、山林都是具有静定性的，而江、湖则是具有流动性的。《诗·周南·汉广》有“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诗·小雅·四月》有“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周礼·职方》有：“凡大泽蓄水，南方名曰湖。”
江河纵横交错，湖泊辽阔空旷，江、湖、岛、屿、山、川等多种地理景观往往勾连环结，构成一个水网密集，四通八达的人文胜景和水上交通。江、湖既非大海的浩瀚，也非小溪的孱弱。江、湖自有一番生命意境的表现手法，江既有小溪的悠悠绵长、又有大海的惊涛拍浪；湖，既有小溪的清澈明亮，又有大海的胸怀宽广。无穷的生命蕴涵仿佛就潜藏在江、湖的交互融合之中。
庄子是中华文化史上第一个将“江”、“湖”合而为一，创造了“江湖”一词的人。
庄子在其文中多次使用“江湖”一词，竟有7处之多。是古代汉语中最早出现的“江湖”，其出处依次如下：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内篇·逍遥游第一》）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内篇·大宗师第六》，重文又见于《外篇·天运第十四》）
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内篇·大宗师第六》）
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外篇·至-乐第十八》，重文又见于《外篇·达生第十九》）
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旦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外篇·山木第二十》）
庄子不仅创造了“江湖”一词，更赋予了“江湖”一词的文化美感。江湖，已经不仅仅是代表一种水的流动，更是代表一种脱离土地束缚，对精神自由的向往，生命价值的重塑以及漂泊异乡的孤独。
近二百年后，东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写“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之陶，为朱公。”这时的“江湖”还只是地理范畴的“江湖”。
又二百年后，三国时期政治家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云：“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这时的“江湖”已经演化为空间范畴，泛指四方各地的“江湖”。
又二百年后，著名的隐逸诗人陶渊明在《与殷晋安别》诗中写道：“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这时的江湖已经进入精神层面，成为隐逸生活的“江湖”。
到了唐代传奇小说的出现，作者把侠客置身于“江湖”的语境里。这时的“江湖”隐然具有当代武侠小说的风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江湖”了。如袁郊所撰《甘泽谣》之《红线》中女侠红线自称：“某前世本男子，历江湖间，读神农医书，救世人灾患。”李公佐著《谢小娥传》说：“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
到北宋仁宗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在其名篇《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时的“江湖”已经开始定型，成为与金字塔型以君臣组织关系为主体的朝廷体系、垂直型以父子兄弟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宗族礼教体系，相对而生的第三种平面型非血缘关系为主体的社会生活形态。这就是现代所谓“江湖社会”的原型。
庙堂强调法理，以阶级意志和宪法规范着国家的秩序；江湖强调义理，以江湖道义和商业信义规范着社会的秩序；加上依托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家族宗族管理体系，宗族强调伦理，以家风家教和家法族规规范着家族成员的秩序。
庙堂、江湖、宗族，三者以并行发展的方式推动着中华传统文化、历史的进程。
北宋时期，一方面商业社会日趋发达，城镇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两宋出现了大量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阶层，另一方面耕地紧缺，下层民众无法守着宗族村落安居，无奈之下只有远走他乡，进入江湖，寻求生机。
然而，江湖就是一个大熔炉，三教九流杂然相处，为了各自的利益残暴阴狠，冷血无情，每一个人置身在陌生的无血缘关系的江湖社会里，都会意识到自己的薄弱和无力，所以，寻找其他个体的帮助和支持，组建各种组织和帮会，就成为赖以生存的基础，并由此产生了浓厚的英雄崇拜意识，历史上的忠肝义胆又勇猛无敌的三国名将关羽则暗合了这种游民文化意识。
首先，关羽曾“亡命奔涿郡”，逃难江湖，同命相怜的闯荡经历，容易引发情感上的共鸣；
其次，关羽武艺超群，“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赵翼著《廿二史札记》)，是闯荡陌生世界，生存及创业、发展的力量源泉；
再次，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广为流传，兄弟三人义气深重、肝胆相照，也为江湖社会无血缘关系结义的楷模；
其四，历史上真实的关羽恩怨分明、信义卓著，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典范，也是规范为人处事的行为，以及建树商业伦理，互信互利共谋发展不可或缺的道德标杆。于是，关公就成为众多“江湖”游民崇拜的对象。
北宋开始，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的广泛创作和传播，对关公形象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方面，关公受到普通民众的热烈追捧，民间关公崇拜已经从地域性扩展到全国性，且热度不断升温。据宋代张耒《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泣下，嘱弄者且缓之”。
另一方面，社会对关公的尊崇也影响到了上层社会。在北宋时期，关公先后被封为“忠惠公”、“崇宁真君”和“义勇武安王”。随着金兵南下，关羽作为鼓励将士英勇奋战的榜样力量受到重视。
宋代郑咸《重修庙记》碑文中记载：“苟不明於忠义大节，孰肯抗强助弱，去安而即危者？夫爵禄富贵，人之所甚欲也。视万锺犹一芥之轻，比千乘於匹夫之贱者，岂有他哉，忠尽而义胜耳。”
宋代南涛《重修庙记》碑文中记载：“（关王）忠义勇烈，出於天性，每摧锋破敌，所向无前。后世虽牧竖田夫，无不知其善战。此一端耳。初，曹公之得王也，拜为偏将军，礼遇甚厚。及刺颜良於东郡，曹公即表王汉寿亭侯，优加赏赉。虽蒙曹公厚恩，王终无久留之志。比其去也，尽封宝货，悬印绶，拜而告辞。此忠义大节，又非战勇可方，使曹公见之去而不敢追，况敢加无礼乎？王之行事，载於史册，若皎日之明，如高山之耸，历千馀载，不与时而兴废。”
从宋朝开始，关公已经成为典狱行业的祖师之神。在需要提倡忠勇节义的地方，关公都起了模范作用。除了衙门，武馆、镖局、黑帮，都是极需团结尚武的行当。所以到了后来，骁勇善战又忠义诚信的关羽便成了全部武行的祖师爷。
唐朝安史之乱后，关中水利受到很严重的破坏，粮食不足，所以唐王朝就利用隋炀帝开的大运河为运输通道，组织全国数百万人从江南运输粮食到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宋朝时期，负责漕运的船家组织到一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类似商会性质的组织：漕帮。漕帮将关公奉为漕运保护神,元代皇庆年间，翰林学士，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所撰《关尉神祠碑记》记载：“庙成，奉牲酒者争门而入，拜于轩陛之间者，至不能容。人之精神萃聚于此，又挟山川之气以自壮，故祷焉辄应，每事必祝其灵赫。“这也是关公作为商业保护神的最早记载。
徐州吕梁洪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关尉神祠，也因此成为整个大运河漕运及后世所称“江湖社会”祭祀关公最早的祠庙。
清道光二十年，随着逐渐废除运河漕运改为火轮海运。数百万世代漕工失去了国家雇主，转而把持码头和服务行业，成为“青帮”，并且继续延续关公崇拜。关羽除了成为漕运保护神以外，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天地会即“洪帮”也尊关公为主神。此为后话。
伴随关公崇拜的日益兴盛，明清时期，关公业已成为江湖社会三教九流、各门各派、各行各业共同推崇的精神领袖，并约定俗成地确立了以关公道义精神为准则的江湖规矩，成为了“江湖”社会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
关公文化彭允好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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